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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俄罗斯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园林中的奇葩，二者以颜色、花姿、香味等外在形态更以本质特征的独特性傲视世界。俄罗斯和中国在20世纪的社会历史命运和民族文化发展道路极其相似。俄罗斯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两国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坚持传统民族文化和西方化的激烈争论，最后都以反西方然而仍然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占领上风而告一段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面临现代和后现代双重景观，中俄两国都在艰难的社会变革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都力图在民族精神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确立新的主流文化精神，完成文化转型。更有甚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都有人希图用再生的本国文化精神或新的价值体系来解决全人类今天面临的问题。因而，对中俄两国文化进行比较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中俄传统文化发祥地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其影响
第二章中俄文化内核结构差异
第三章中俄传统文化特征及差异
第四章中俄文化的精神基础比较
第五章　俄罗斯村社共同体与中国宗法家族共同体的文化比较
第六章中俄宗教观念的差异
第七章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比较
第八章中俄传统价值观的差异及其在语言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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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俄传统文化发祥地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其影响
　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园林中的两枝奇葩，它们都以其独特性傲视世界，也互相区别。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任何民族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既受地理环境的严重影响和制约，又保持着利用地理环境的相对自由。对特定的具体文化来说，自然地理、气候、生物圈等自然因素一方面是外部因素，表现每一种具体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超文化语境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是文化发展有机的语境，它被人意识，被人所适应，显示特有的语义，成为文化的内在结构，被人反映在语言和文学作品中。不同的自然条件相应的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和经济活动的类型，产生不同方式的崇拜（如宗教和习俗、仪式和神话等），产生互相区别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形式和国家制度的形式，最终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化。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г．B．维尔纳茨基在《俄罗斯历史教程》中写道：“俄罗斯人的发展之地是决定其文化和历史性质的因素。”发展之地被г．B．维尔纳茨基理解为一定的居住环境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的总和，为生存在其中的人们打上自己特征的烙印。
总之，正是人们对地理环境利用程度的差异悬殊和利用方式的千差万别，造就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千姿百态。因此，要认识中俄文化的独特性和本质差异，就不能不考察中俄文化发祥之地的地理环境和条件。
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大方面，主要含有人口、民族、疆域、气候、水文、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地缘条件、生产方式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
　　一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文化发祥地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发祥地历史地理环境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疆域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最早的夏就有不小范围的统治，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的疆域就东起海岸，西至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北边则到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南边则至广东大陆。这一辽阔庞大的空间是中国文化的发祥之地。
2．人口、民族

第一章 中俄传统文化发祥地地理环境的差异及其影响 　 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园林中的两枝奇葩，它们都以其独特性傲视世界，也互相区别。文化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任何民族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既受地理环境的严重影响和制约，又保持着利用地理环境的相对自由。对特定的具体文化来说，自然地理、气候、生物圈等自然因素一方面是外部因素，表现每一种具体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超文化语境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是文化发展有机的语境，它被人意识，被人所适应，显示特有的语义，成为文化的内在结构，被人反映在语言和文学作品中。不同的自然条件相应的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劳动和经济活动的类型，产生不同方式的崇拜（如宗教和习俗、仪式和神话等），产生互相区别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形式和国家制度的形式，最终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化。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潮的杰出代表г．B．维尔纳茨基在《俄罗斯历史教程》中写道：“俄罗斯人的发展之地是决定其文化和历史性质的因素。”发展之地被г．B．维尔纳茨基理解为一定的居住环境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的总和，为生存在其中的人们打上自己特征的烙印。 总之，正是人们对地理环境利用程度的差异悬殊和利用方式的千差万别，造就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千姿百态。因此，要认识中俄文化的独特性和本质差异，就不能不考察中俄文化发祥之地的地理环境和条件。 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大方面，主要含有人口、民族、疆域、气候、水文、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地缘条件、生产方式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 　　一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文化发祥地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发祥地历史地理环境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疆域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最早的夏就有不小范围的统治，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的疆域就东起海岸，西至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北边则到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南边则至广东大陆。这一辽阔庞大的空间是中国文化的发祥之地。 2．人口、民族 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在汉朝设置政区的范围内就有近6000万人口。到北宋末年（12世纪初），中国人口已经超过1亿。在主要生产工具极为简单的条件下，拥有庞大的人力就拥有强大的生产力。 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规模巨大，十分频繁。14世纪中叶以前，移民的主流是由北向南，即从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及更南地区，其中以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唐朝安史之乱后，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三次南迁影响最大，移民人数最多。到明朝初年，数百万人口从长江以南迁至江淮之间、淮河流域，从长江中游迁至四川盆地，从山西迁至华北平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于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影响深远。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有数以十计的民族在中国疆域内居住和活动，汉族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和核心。汉族以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诸族为基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融合了大量的其他民族而形成，正是在民族大融合的交流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出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 3．地形地貌 中国是多山之国，地势西高东低，形成三大阶梯。西部是高耸的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向东层层下降，到最低的第一阶梯，则是丘陵和平原。中国的地形地貌，特别是在第一第二阶梯内，在中华民族产生后的几千年，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地方甚至是沧桑巨变。海陆变迁，沙漠伸缩，河流改道，湖泊消长，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4．气候特征 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和太平洋西岸，西南距印度洋不远，疆域的大部分处于中纬度，北温带，气候温和，季风气候发达，雨量充沛，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5．地缘条件 中国处于欧亚大陆东部，由于高山、沙漠、草原、海洋等地理障碍的阻隔，文化发展的地缘空间相对封闭，特别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育之地中原地区事实上处于封闭状的地缘空间中。它三面环山，一面靠海。西面和北面矗立着燕山、太行山、吕梁山，伏牛山、秦岭等山脉，南边则有大别山、武陵山、九凝山、天目山、武夷山等为屏障，东边则为渤海、黄海和东海环绕。高山峻岭，峰高路险，交通极为不便，地理障碍既是阻挡异族入侵的安全屏障，也极大阻碍了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可能。 　 6．社会生产形态 　 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形态。中国的农耕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丰富的土地资源，土质疏松而肥沃，易于开垦，适宜的气候，雨量丰润，再加上大江太河和星罗棋布的湖泊水道，提供充沛的水量，即使处在技术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只要努力耕作便能获得较为丰富的收获，因而中国的定居农业经济发展极为成熟。 中国的定居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与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并驾齐驱，成为人类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代，华夏民族的祖先就由渔猎转向农耕生产。经夏商周三代，农业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降，重农固本成为中华帝国的不易之道。 中国农耕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种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男耕女织，农业生产与家庭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家庭小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性经济，其特点表现在： 第一，稳定性和持续性。中国的农耕经济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生产形态，持续了几千年。尽管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但周而复始的循环和进步却经久不衰，保证农业自然经济几千年一贯制得以长期延续。 第二，多元性。持续几千年周而复始的中国农耕经济具有多元结构，不仅包含农业生产，更具有手工业、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商品经济更是繁荣于秦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男耕女织式的个体家庭经济本身就是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很早就与市场有着一定的联系。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就生动描写过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 第三，早熟性。表现为早熟而不成熟。 与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相联系，中国农耕经济呈现出既早熟又不成熟的特征。 早熟是指西欧社会中世纪末期才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土地自由买卖出现在战国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活跃和城市的繁荣更是西欧社会难望其项背。《战国策》就记录了“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城市盛况。此外中国农民较早就有相对的离土自由，货币地租也出现得很早，并与劳役、实物地租长期并存。凡此种种，发生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并对封建庄园制形成巨大冲击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则由来已久，并长期延续。 不成熟是指中国农耕经济的早熟因素始终不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补充而存在的，往往还与社会政治条件不相配合，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调。比如商品经济的繁荣活跃具有对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的腐蚀瓦解作用，但中国的商品经济只是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而产生发展的，缺乏独立的品格。在历朝历代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抑制下，商品经济的依附性不断强化。加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工商业者即使经营工商业赚了钱，往往按照农本商末的社会导向是以末求之，以本守之，回到经营土地的老路上，转化为地主。这大大消解了商品经济的腐蚀瓦解作用。而工商业者与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转化和结合，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最后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农民揭竿而起，工商业者及商品经济也在周期性的社会大动乱中陷入灭顶之灾，难以摆脱复苏——繁荣——破坏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走上成熟的阶段。 （二）中国历史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地缘条件和社会生产方式对中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地形看，中国多山的地形地貌，特别是比比皆是的崇山峻岭，对中国先民的多神崇拜影响极大。高山峻岭往往谷深路险，既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又有凶禽猛兽出没其间，更有种种神秘莫测的现象让人费解。因此。在中国古代山被认为有神灵主宰，山神崇拜非常普遍。《山海经》就记载了四五百座山及各山神灵，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祭祀山岳的内容，殷人已把山神当成求雨、祈年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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