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讲国学：梁启超讲国学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
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董荣辱、辨善恶；
阅读国学经典，可以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目　　录

出版前言
序言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第一篇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自序
《论语》《孟子》（附论《大学》《中庸》《孝经》及其他）
《史记》
《荀子》
《韩非子》
《左传》《国语》
《诗经》
《楚辞》
《礼记》《大戴礼记》（附《尔雅》）
第二篇梁启超讲史
中国之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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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 中国传统文化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篇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史记》
《史记》之史的价值
然则《史记》不复有史的价值耶？是又不然。据《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古代学术，率为官府所专有，而史官尤为其渊海。谈、迁父子入汉，世守其业。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盖当时具备作史资格者，无如迁父子。故谈临终以此责迁，而迁亦毅然以此自任。前此史家著述成绩何如，今不可尽考。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断片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
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也。《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迁自谦云尔。作史安能凭空白造？舍“述”无由。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
一、以人物为中心。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中国史家，最注意于此，而实自太史公发之。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结果成为人的史而非社会的史，是其短处。然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长也。长短得失且勿论，要之太史公一创作也。
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故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力言《汉书》以后“断代史”之不当。虽责备或太过，然史公之远识与伟力，则无论何人不能否定也。
上二项就理想方面论。

第一篇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史记》 《史记》之史的价值 然则《史记》不复有史的价值耶？是又不然。据《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古代学术，率为官府所专有，而史官尤为其渊海。谈、迁父子入汉，世守其业。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盖当时具备作史资格者，无如迁父子。故谈临终以此责迁，而迁亦毅然以此自任。前此史家著述成绩何如，今不可尽考。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断片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 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也。《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迁自谦云尔。作史安能凭空白造？舍“述”无由。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 一、以人物为中心。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中国史家，最注意于此，而实自太史公发之。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结果成为人的史而非社会的史，是其短处。然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长也。长短得失且勿论，要之太史公一创作也。 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故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力言《汉书》以后“断代史”之不当。虽责备或太过，然史公之远识与伟力，则无论何人不能否定也。 上二项就理想方面论。 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史记》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据桓谭《新论》谓其“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或以前尝有此体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间架，总出诸史公之惨淡经营。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 《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 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滥竽者少。换一方面看，立传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复绝。 上二项就技术方面论。 要之《史记》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吾侪赞美，适成赘词，反不如攻其 阙失，犹足附于史公忠臣之列。今姑述此四项，致吾敬仰云尔。 《史记》成书年代及后人补续窜乱之部分 现存古书，十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然别择整理之难，殆未有甚于《史记》者。今欲从事研究，盖有先决问题二：一、为《史记》是否已成书之问题，二、为史记记事最终年限问题。 《史记》是否已成书耶？按《自序》则百三十篇粲然具备，似悉出史公手定。故此问题，二千年从未发生。然据《汉书·司马迁传》已云：“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亦云：“十篇缺焉。”注家谓“迁没之后亡”，则认为书本完成后乃亡佚云尔。吾细考史公年历，则不能无疑。《报任安书》自述下狱时事，云：“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则其时书尚未成可知。时天汉三年也。自此以后，去太史令职而为中书令，“金匮石室之藏”，不复能如昔时之恣其紬读。又近侍尊宠，每有巡幸，无役不从。依《汉书·武帝纪》所载：“太始二年，正月，行幸回中，登陇首。三年，正月，行幸甘泉。五月，行幸东海至琅邪成山，登之罘。冬乃归。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四月，幸不其。十二月，行幸雍，西至安定北地。”此皆史公宫中书时事，计数年间能安居京师从事著述者殆无几日，《报任安书》所谓“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盖实情也。《报任安书》已经考定为太始四年冬间作，玩其语气，史确未成。《书》云：“仆诚已著此书，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下又云：“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则书未成而前辱未偿明甚。越二年而巫蛊难作，史公存亡已不可考矣。然则书竟不成而赍志以没，未可知也。信如是也，则《史记》之有缺篇，非亡佚而原缺也。而今本乃百三十篇，一无所欠，其果为迁书之旧耶否耶？ 《史记》所记事，以何年为最终年限耶？据《自序》曰：“故述往事，思来者，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集解》：“张晏曰：武帝获麟，以为述事之端。上包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汉书·扬雄传》云：“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后汉书·班彪传》云：“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上据迁所自言及扬雄、班固言（《扬雄传》，雄所自作，班书全采之。《班彪传》，班固作，范书全采之）。则“麟止”一语，殆为铁案。案武帝获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西纪前一二二）。孔子作《春秋》讫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史记》窃比《春秋》，时亦适有获麟之事，故所记以此为终限。然则《武帝本纪》当叙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传称是。凡此年以后之记事，皆非原文。此标准宜为最可信据者。 虽然。本书所载元狩元年以后之事甚多，而年限亦有异说。其年限之异说。则： 一、讫太初说。 《太史公自序》最末一段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汉书叙传》云：“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太初凡四年，若讫太初四年（西纪前一○一），则逾麟止之限二十二年。 二、讫天汉说。 《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史记》之《集解》《索隐》《正义》皆主是说。天汉接太初后，凡四年。若讫天汉四年（西纪前九七），则逾麟止之限二十六年。 三、讫武帝末说。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附：“褚先生日：太史公记事，尽于武帝之末。”武帝最末一年为后元二年（西纪前八七），若讫于此，则逾麟止之限三十六年。 上第二第三两种异说出自后人之口。且暂置不理。惟第一异说之讫太初，则与讫麟止语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迷惑。查“讫麟止”语，在《自序》大序之正文中，“讫太初”语，乃在小序之后另附一行，文体突兀不肖。又《汉书》本传全录《自序》而不载此一行，似班固所见自序原本，并无此语。衡以史公窃比《春秋》之本意，固宜以“麟止”为断也。但太初、天汉事，尚为史公所及见耳。今本《史记》，不独太初、天汉事盈篇累幅也，乃至记武帝后事者，且不一而足。如： 一、《酷吏传》载：“杜周捕治桑弘羊昆弟子。”事在昭帝元凤间（西纪前八○至七五），距武帝崩六年至十二年。 二、《楚元王世家》云：“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宣帝地节二年（西纪前六八），距武帝崩十九年。 三、《齐悼惠王世家》载：“建始三年，城阳王景卒。同年，菑川王横卒。”成帝建始三年（西纪前三○），距武帝崩五十七年。 四、《将相名臣表》武帝后续以昭、宣、元、成四帝，直至鸿嘉元年止。成帝鸿嘉元年（西纪前二○），距武帝崩六十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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