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

本书“以人为主”，有意召回近几十年史学中逐渐隐去的具体的“人”，使人与事更紧密地结合，就人论事，就事说理，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辩难和互动之中，展现思想者怎样思想，以及特定思想观念的发展进程。全书涉及的多为菁英读书人，但也包括相对边缘的“知识青年”。既关注天下、国家、世界、民族主义、革命、共和等近代史上的关键词，也探讨读书人关于中外文化融合与文化主体性的思考，并梳理一些重要学人的学术走向、治学风格和研究方法。希望呈现近代经典淡出之后，社会无所指引之时，读书人有着怎样的困惑，及其因应与努力。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近著有《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2003）、《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文化与学术》（2003）、《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2006）、《激变时代的文化与

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梁启超在1897年曾说，“今日之天下”，美、法等国“谓为民政之世”，而中、俄、英、日等国则“谓为一君之世”，以全局言“则仍为多君之世”；盖各国基本皆各私其私，故“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耳。这里所谓“天下”，即由五洲万国组成的“世界”，与今日一般认知略同。然而梁氏在1899年又曾说：“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入民国后梁启超更说：“吾国人称禹域为天下，纯是世界思想。”这里的“天下”仍是“世界”的同义词，可以置换使用，但所指谓的则仅是“禹域”，或即后来流传甚广的“中国即世界（天下）”说。然细绎其语义，仍有些模棱两可的意味。
　　其实过去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大致即钱穆所说的“心胸之知”和“耳目之知”。这一语义在近代的二分给当时的读书人带来无穷的困惑。以前“天下”是一个语境明则语义明的开放概念，即其在特定场合的指谓基本随上下文而定；如今却被分为“中国”和“世界”这两个指谓确定、边界分明的概念。虽然语义脱离语境或许更显清晰，但很多人对此尚不习惯，一些人无意之中可能因为语源的关系将两个语义相差甚远的词当成同义词混用。关键是少有人在学理上将此语义转换的进程厘清，反倒是一些脱口而出的简明表述时常腾诸人口，迄今余波不息。
　　这类观念的缠结，以及由此而起的一些歧义和误会，多少源于晚清极具影响的梁启超。当时报纸、刊物等兴起不久，梁氏可以说最成功地运用和发挥了这些新传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论域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如孙宝碹1902年所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其“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当时“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此语或稍夸张，若将范围限于中国读书人，却大体概括出梁氏当年影响的广泛。黄遵宪稍后对梁启超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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