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开讲(“十三经开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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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 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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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13年07月01日
  • 开 本:12k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61789018
  • 丛书名:十三经开讲
作者:郭丹著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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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解读《春秋左传》,先述先秦史官文化的渊源,从《尚书》《春秋》两部著作的特点揭示《左传》产生的背景与学术继承性。对于《左传》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倾向,作了细密的评说。对《左传》的人物形象、战争描写、叙事写人、行人辞令,甚至虚构的故事情节等进行了简要剖析。书中还探讨了《左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认为《左传》作为史传文学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之一。

十三经开讲丛书沿袭“开筵讲习”的传统,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讲述中国文化*为经典的十三部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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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先秦“六经”之中,《春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本是鲁国官修的历史,相传经过孔子的删订,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春秋》的记事极为简单,而且据文献可征,孔子作《春秋》并非只为了记载历史事件,而是为了坚持西周制度,反对诸侯为政,目的在于匡救时弊,惩恶劝善。《春秋》经文隐晦难晓,又蕴含褒贬,所以又有了“解经”的“《春秋》三传”,这就是《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到了东汉前期,“经”的范围已经扩大,连解“经”的“传”、“记”、“诂”等也引进“经”内,上升到“经”的地位。“三传”也成为经书。唐代正定“五经”,实际上包含了“九经”,就是《易》、《书》、《诗》、三《礼》和三《传》。宋代以后,“十三经”这一套儒家经典著作基本形成,《左传》成为“十三经”中重要的一部著作。
  在西汉的经今古文学的分野之中,《左传》属于古文经学。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左传》进行的。特别是刘歆是否伪造《左传》之争。这一论争,不但在汉代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这桩公案一直延续到清末。尽管如此,经过汉代刘歆、贾逵、服虔、郑玄以及晋代杜预等学者的宏扬推扩,《左传》在“十三经”中已越来越被重视了。
作者简介

  郭丹,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与历史著作
 第一节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
 第二节 纪言与纪事——《尚书》与《春秋》
第二章 《左传》其书
 第一节《左传》之名称、作者及其它
 第二节 《春秋》三传
 第三节 《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第三章 《左传》的时代特征与思想倾向
 第一节 春秋时代风云与《左传》的时代特征
 第二节 《左传》的思想倾向
第四章 《左传》中的历史人物
 第一节 雄主与贤臣
 第二节 昏君和佞臣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与历史著作
  第一节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
  中国是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最重视历史又最善于记载历史,史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且又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
  “史”字的本意,据《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意思即“史”是右手持中的人。“中”的意思,按照章炳麟的解释:“中,本册之类”(《章氏丛书文始》)。“中”乃指简册。所以“史”就是指掌管典册的人,亦即掌史之官。据唐代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篇云: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
  意思是最早的史官之职,又与巫祝相近,除了掌史之外,还兼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等等,所以最早的史官之职,又与巫祝相近。除掌史之外,又兼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等职。可谓天人之间,诸事务皆管。司职未免繁杂,然而史官一职,自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古代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分工亦日益精细,史官职限缩小,只专门以记载国史为事,其涵意,也就与现在所说的史官的概念基本上一致。
  在中国历史的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史官的设置。东汉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说文解字叙》)。刘知几说:“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史通史官建置》)传说黄帝之史名曰沮诵、仓颉。其二人,“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见《晋书卫恒传》)。黄帝、沮诵、仓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沮诵、仓颉则可能是最早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记周景王曰:“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辛有是周平王时代的人,后人认为董史就是后来晋国的著名史官董狐的先祖。从辛有到董狐,其间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可见晋国史官设置历史之悠久。我们从《尚书》、《国语》、《左传》等史籍中可以知道,周代就设有太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官。刘知几甚至还认为:“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史通史官建置》)内朝女史,专记床笫之私、房中之事,所以像晋献惑乱、骊姬夜泣之事,也能著之竹帛,垂传后世。由此可见史官分工之细。
  既然同代史官的设置已有如此全备,古者“君举必书”也就完全成为可能之事。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左传》僖公七年)司马迁《史记廉蔺列传》中记载秦赵渑池之会,赵王鼓瑟与秦王击缻之后,马上有各自的御史(即记载国家大事的史官)加以记录。由此可见,古代史官已成为天子或国君身旁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臣,无论君国大事、外交盟会、宫廷生活,都是史官所必记之内容。史官的视觉,可以说全方位的在审视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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