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现代人（译文心理）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编辑推荐

　　1.作者是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与弗洛姆、荣格等齐名，在海外享有盛誉。
　　2.作者在本书中虽然传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但以文化决定论代替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大大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3.作者通过临床经验写就此书，书中饱含了她对人的心灵的敏锐观察，奠定了她的学术地位的同时，展示了作者的惊人才华。

内容简介

　　一方面他对爱怀有病态的追求，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爱、逃避爱；一方面他拼命追求权利、名声和财富，另一方面他又对失败甚至对成功怀有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一方面他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另一方面，他又总是放弃自我、顺从他人……
　　任何形式的爱，都有可能给他一种肤浅而表面的安全感，甚至幸福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不相信他们，对他们表示怀疑和恐惧。他不相信这种爱，因为他固执地相信没有任何人可能爱他。即使他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也不可能真正享受它，他完全被关在幸福大门之外，不可能获得任何快乐。
　　现代的竞争文化，让人类陷入不可解的困境，因为人不可能把他人踩在脚下，同时又希望得到他人的爱。

作者简介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德国出生的美国女精神分析学家。
　　1912年霍妮获得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而后求学于弗洛伊德的朋友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之后在精神病医院担任医师，1920年私人开业，并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年移民美国。初期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副所长，后迁往纽约重新开业，并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她的论文因远远超越了时代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由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反对而于1941年被纽约精神病研究所除名。但卡伦?霍妮今日已被公认为是与阿德勒、荣格、兰克、弗洛姆等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
　　她的重要著作还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以及她死后被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等。
　　《焦虑的现代人》一书中，霍妮对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学进行了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

目　　录

导论
第一章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第二章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第三章焦虑
第四章焦虑与怨恨
第五章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对关爱的病态需求
第七章再论对关爱的病态需求
第八章获得关爱的方法
第九章性欲与爱的病态需求
第十章对权力、声望及财富的追求
第十一章病态竞争
第十二章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病态的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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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在撰写这本书时，脑海中所想到的目的，乃是要对我们今日的神经症患者加以正确的描述。以便让我们更彻底地了解他们，了解那些实际推动他的行为的内心冲突，了解他的焦虑不安、他的痛苦，以及他在人际关系中所产生的诸多困扰。在本书中，我并不打算讨论任何特殊类型的神经症，而只是把我的笔集中于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的人格结构。
我的强调，主要在于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设法解决冲突的病态尝试，在于他实际存在的焦虑不安，以及他要抵抗不安所建立的自卫心理。这种对实际情境的强调，并不表示我忽视了神经症在本质上，乃是从早年儿童时期的经验发展形成的事实。不过我与许多心理分析家不同，我不认为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童年时期是适当的。我认为他们的说法根本是片面的说辞，而且他们把成长后的反应，本质上当作早期经验的重现。我要指出，儿童时期经验与成长后的内心冲突之间的关系，比心理分析家们一般所假定的，更为错综复杂。那些心理分析家只宣扬了单纯的因果关系。虽然童年的经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产生了决定性的情境，然而它们却绝不是成年后心理困扰的唯一原因。

我在撰写这本书时，脑海中所想到的目的，乃是要对我们今日的神经症患者加以正确的描述。以便让我们更彻底地了解他们，了解那些实际推动他的行为的内心冲突，了解他的焦虑不安、他的痛苦，以及他在人际关系中所产生的诸多困扰。在本书中，我并不打算讨论任何特殊类型的神经症，而只是把我的笔集中于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的人格结构。

我的强调，主要在于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设法解决冲突的病态尝试，在于他实际存在的焦虑不安，以及他要抵抗不安所建立的自卫心理。这种对实际情境的强调，并不表示我忽视了神经症在本质上，乃是从早年儿童时期的经验发展形成的事实。不过我与许多心理分析家不同，我不认为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童年时期是适当的。我认为他们的说法根本是片面的说辞，而且他们把成长后的反应，本质上当作早期经验的重现。我要指出，儿童时期经验与成长后的内心冲突之间的关系，比心理分析家们一般所假定的，更为错综复杂。那些心理分析家只宣扬了单纯的因果关系。虽然童年的经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产生了决定性的情境，然而它们却绝不是成年后心理困扰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实际的精神困扰上时，我们发现神经症不只可以由偶发的个人经验所引起，同时也可以由我们所生存的特定文化情境所激发。事实上，这种文化情境不只给个体经验涂上各种色彩，影响个人的经验，增加它的多样性，而且分析到最后会发现，文化情境也决定了它们的特定形式。举例而言，拥有一位喜好统治或一位“自我牺牲”的母亲，乃是个人的命运，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之下，我们才会发现统治成性或牺牲自我的母亲，而且也只有这些存在情境的缘故，这种经验才会对患者后来的人生产生影响。

当我们了解了文化情境对神经症的重要影响后，弗洛伊德所认为是神经症之根本原因的生物情境与生理条件，才不会有显著的地位。这些后述因素必须根据精确的证明，才可以加以考虑。

我的这种思想倾向，使我对神经症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获得崭新的解释。虽然这些解说牵涉许多不同的问题，例如性被虐狂，对温情之病态需求的内涵，病态的罪恶感之意义等问题，它们却都具有一个共同基础，即皆强调焦虑在产生神经症人格倾向中所占的决定性地位。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大异其趣，一些读者可能怀疑这是否还算是心理分析。其答案有赖于你们从心理分析中所把握到的基本成分。假如人们相信心理分析乃是完全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全部理论所构成，那么我在本书所陈示的就不是心理分析。然而，如果你们相信心理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讨论潜意识过程的角色，以及它们的表现方式的基本思路，并在于一种使这些历程意识化的心理治疗术，那么我所陈示的就是心理分析。我相信过分顽固地依附弗洛伊德的所有理论分析，会使人接受弗洛伊德学说所希望人们去发现的，因而未能完全了解神经症。这是顽固不化的危险。我相信对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之真正尊敬，乃是应该在他所奠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以建设扩充。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完成心理分析在未来成为一种理论及治疗方法的使命。

这些观点也回答了另一可能提出的问题：
我的学说解释，是否属于阿德勒学派。我的理论与阿德勒所强调的主张，有一些相同，但在基本上，我的解释是建立在弗洛伊德所奠定的基础之上。事实上，阿德勒的一些理论，可以当作一项精彩的实例：
即使一位如此富有创造力、充满洞见睿智的人，如果他对心理程序的洞见片面地探求，且不根据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也将会变得冥顽不灵。

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澄清在哪一方面，我同意或不同意其他心理分析学家的见解。因此我在全书中，只把自己的论点提示出来，只在自己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意见完全相反之处，才稍作讨论。我在本书中所陈示的，乃是我对神经症进行长期的心理分析探究后，所获得的印象。为了展示我的理论所依据的一切资料，我按理应在本书中罗列许多详细的个案史，但这种措施在一本讨论神经症的一般问题的书中，实在是繁重不便。然而，即使缺乏这些资料，专家也可以验证我的见解之正确性，甚至外行人也可以拥有这份能力，如果他是个仔细的观察家，他可以把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与经验加以互相比较参照，并且根据这一比较而予以拒绝或接受，修正或舍弃我的观点。

本书乃是以人人皆懂的日常语言撰写而成，同时为了保持清晰明畅，我尽量避免节外生枝，讨论太多的分类条目。同时我尽可能地避免使用专门术语，因为这种术语往往会破坏内容的流畅，而且容易使人的思路混淆不清。因此本书可能给许多读者，尤其是外行人留下一种印象，神经症人格的问题十分易解。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甚至是危险的结论。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即所有的心理问题必然是相当错综复杂及奥妙难解的。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那么他最好不必读这本书，因为恐怕他会发现自己正身处迷宫，并且为了未能看到简单的易解公式而感到失望。

本书不只是写给有兴趣的外行人看，也是写给那些探讨神经症、治疗神经症的人，以及熟悉神经症所包含的问题的专家看的。在这些人中，不只是包括了心理学家，也包括了社会工作者及教师，以及一些具有远见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他们已开始明白在探究不同文化上，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最后，我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本身，也有一些意义及重要性。假如他不在原则上拒绝任何心理学的思想，并不把它当作一种入侵或欺骗，那么他就比他那较为健全的兄弟，更能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对错综复杂的心理有更深入彻底、敏锐优越的了解。不幸得很，阅读有关自己的情境，并不会使他痊愈。他所读到的，见于别人之处的多于见之于自己的。

我愿借写本引介的机会，表达我对伊丽莎白·托德小姐的感激，她曾编辑本书。我所必须感谢的作家们的名字，我在书的内容中已分别提到。我的最大感激，必须给予大师弗洛伊德，因为他提供给我们基础及工具，使我们能将之发挥。也感谢我的病人们，因为无论我对他们有何了解，都是我们彼此共同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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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章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由于我们的主要兴趣集中于神经症对人格的影响结果，因此我们的探究范围将局限于两大方向。一方面，有些虽在人格方面正常而未受歪曲的人，却也会由于对充满了矛盾冲突的外在环境的反应，而产生神经症。在讨论到某些基本的心理过程后，我将会回头再简略地讨论这些单纯由情境所引起的心理困扰，即情境神经症的构造。?我们此刻的主要兴趣不在于这些，因为它们并不表现为神经症人格，只不过是对既存的艰难环境暂时缺乏适应能力而已，当我在本书提到神经症时，我所指的乃是人格异常，换言之，即是其主要紊乱在于人格结构之异常或偏差的情境——虽然其症状的表象也许与情境神经症完全一样。?
　　它们乃是潜伏的慢性过程之结果，从童年早期就已经开始形成，并且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的一部分。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人格异常，也许是实际的环境矛盾冲突之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谨慎地探索这个人的生活史，我们会发现这种困扰的人格特质，早在任何矛盾情境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这种眼前的困境本身，有大部分是由于早已存在的人格障碍所导致的，尤有甚者，神经症患者往往会变态地对某一生活情境加以反应，而这一生活情境对一般健康的人并没有任何冲突。这种情境只是显露出早已经长期存在的神经症。
　　情境神经症与J． H．舒尔茨所谓的外源性神经症大致相当。
　　弗兰茨?亚历山大曾建议以人格异常来称那些缺乏临床症状的神经症。我不认为这名词是可靠的，因为症状之有无，与神经症的本质并不相关。
　　另一方面，我们对神经症之症状或表象并不十分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人格异常或困扰的本身，因为人格之异常或困扰乃是神经症中永远存在、不断发生的，而其在临床意义上的症状却是不同的或完全没有的。同时根据文化上的观点，人格的形成比症状更为重要，因为主要是人格影响人的行为，而非症状影响人的行为。由于对神经症之构造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认识到症状的治愈或消除并不必然就表示神经症已痊愈，因此
　　一般而言，心理分析的兴趣比较倾向于人格结构，而不太注重症状本身。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说神经症症状并不是火山本身，而只是火山的爆发，而病态的冲突，就如火山一般，深藏于个体的内心深处，而不为其自身所知。
　　在承认这一限制后，我们也许会在心中有一些疑问：今日的神经症患者是否有共通的特质，这特质是如此的富有共性，使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第二章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由于我们的主要兴趣集中于神经症对人格的影响结果，因此我们的探究范围将局限于两大方向。一方面，有些虽在人格方面正常而未受歪曲的人，却也会由于对充满了矛盾冲突的外在环境的反应，而产生神经症。在讨论到某些基本的心理过程后，我将会回头再简略地讨论这些单纯由情境所引起的心理困扰，即情境神经症的构造。?我们此刻的主要兴趣不在于这些，因为它们并不表现为神经症人格，只不过是对既存的艰难环境暂时缺乏适应能力而已，当我在本书提到神经症时，我所指的乃是人格异常，换言之，即是其主要紊乱在于人格结构之异常或偏差的情境——虽然其症状的表象也许与情境神经症完全一样。?

　　它们乃是潜伏的慢性过程之结果，从童年早期就已经开始形成，并且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的一部分。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人格异常，也许是实际的环境矛盾冲突之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谨慎地探索这个人的生活史，我们会发现这种困扰的人格特质，早在任何矛盾情境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这种眼前的困境本身，有大部分是由于早已存在的人格障碍所导致的，尤有甚者，神经症患者往往会变态地对某一生活情境加以反应，而这一生活情境对一般健康的人并没有任何冲突。这种情境只是显露出早已经长期存在的神经症。
　　情境神经症与J． H．舒尔茨所谓的外源性神经症大致相当。

　　弗兰茨?亚历山大曾建议以人格异常来称那些缺乏临床症状的神经症。我不认为这名词是可靠的，因为症状之有无，与神经症的本质并不相关。

　　另一方面，我们对神经症之症状或表象并不十分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人格异常或困扰的本身，因为人格之异常或困扰乃是神经症中永远存在、不断发生的，而其在临床意义上的症状却是不同的或完全没有的。同时根据文化上的观点，人格的形成比症状更为重要，因为主要是人格影响人的行为，而非症状影响人的行为。由于对神经症之构造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认识到症状的治愈或消除并不必然就表示神经症已痊愈，因此

　　一般而言，心理分析的兴趣比较倾向于人格结构，而不太注重症状本身。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说神经症症状并不是火山本身，而只是火山的爆发，而病态的冲突，就如火山一般，深藏于个体的内心深处，而不为其自身所知。
　　在承认这一限制后，我们也许会在心中有一些疑问：
今日的神经症患者是否有共通的特质，这特质是如此的富有共性，使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当我们探究伴随不同形式的神经症而出现的人格失常，我们会惊异于它们之间的差异，而不会注意到它们的相同性。比方说，歇斯底里人格，与强迫性人格完全相反。然而，导使我们震惊的差异性，乃是机制之差异，或者以更通用的话来说，其差异性表现在这两种紊乱的外在行为，以及它们解决紊乱的方式之不同，例如歇斯底里型的投射作用占了大部分，而强迫型人格，则对冲突常采取合理化或者理智化的方法。另一方面，我心中所想的相同性，并不在于其外表上所表现的行为，或是他们所使用的机制，乃是在于冲突的内容。更确切地说，这些相同性并不在于造成困扰之经验，而是真正促使人们失常的冲突。

　　为了要澄清这原发力量以及它们的类型，我们必须先有前提假设。弗洛伊德与大部分心理分析家，把他们的注意力强调于下述原则，即心理分析的任务是在某一方面发现本能冲动的性欲根源（例如特殊的性感区域），或是一再重复出现的婴儿模式。虽然我也相信要完全了解一位神经症患者，必须要回溯到他的童年经验或情境方有可能，但是我坚持这种发生学上的探究方法，如果过分独断或片面地运用，反而会造成混乱，根本无法澄清问题的本质。因为它会使人忽视真实存在的潜意识倾向，这些倾向的功能与其他倾向——如本能、恐惧及防御性的措施——交互影响。发生学上的理解方法，只有在它有助于功能上的理解时，才是有用处的。
　　根据这一信念，在对不同年龄、气质及兴趣，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各式各样人格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所有动力

　　中心冲突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在本质上都是完全相同的强调相同之处并不意味着忽略了对神经症的特殊类型做科学的分类。恰恰相反，我完全相信，精神病理学对种种心理紊乱，包括它们的起源、特殊结构和表现等，都作出了清晰的描述，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在心理分析之实际行业中的经验，已经为非心理分析的人们以及现代文献中的那些人格检视所证实。神经症患者身上一再发生的问题，如果剔除其往往具有的虚幻晦涩的性质，那么我们必然会注意到，他们与我们文化中的正常人所面对的那些困扰，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我们大部分人必须面临各种竞争、对失败感的恐惧、情绪上的孤立隔绝、不信赖他人及对自己失去信心等等问题，光是这些问题，就不仅仅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身上。

　　一般而言，某一文化中的大部分个体必须面对同一问题之事实，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必然是由存在于该文化中的特殊生活环境所造成的。我们由此可以获致结论，它们并不代表“人性”之共同问题，这一事实可以由下述事实而得到证明：
其他文化中的动力与冲突和我们文化中的并不相同。

　　因此，在提到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不只是在说所有神经症患者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也表示这些基本特征，在本质上乃是因我们时代及现代文化中的困境所造就的。
　　后文中，我将尽我所了解的
　　社会学向大家表明我们的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困境，必须为吾人之心理冲突负责。

　　我所假定的文化及神经症之关系的正确性，必须由人类学家及神经症学家两者共同检验。神经症学家不只必须研究某一文化中的神经症的外在表现，例如神经症的发生率、严重性以及其形式，而且必须从这些文化所潜藏的基本冲突的观点来探究神经症。而人类学家则必须从同一文化给个人带来怎样的心理困扰之角度来研究神经症。这些基本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似性之一，乃是对易于进行表面观察之态度的同一性。我所谓的表面观察，是意指一位优良的观察者不必借助于心理分析技术之工具，就能从他周围熟悉的人们，如他自己、他的友人、他的亲属，或他的同事中发现神经症患者。我将简短地对这种可能性很大的日常观察做简短概述。
　　因而由此可以观察得到的态度也许能不太严谨地分类如下：
第一，给予及获得关怀的态度；第二，自我评价的态度；第三，自我肯定的态度；第四，侵略性；第五，性欲。

　　关于第一点，我们今日的神经症之主要倾向，乃是对称赞的过分依赖，或对他人之关怀的过分依赖。我们都希望讨人喜欢，并且获得关怀与称赞，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或心理上有困扰的人而言，这种对关怀或称赞的依赖心，远远超过别人所应该给予他们的。虽然我们都希望能受自己所喜欢的人们喜爱，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却存在着一种对称赞或关怀不分青红皂白式的渴求，不论他们是否关心他人，或那人的判断对他们是否具有任何意义。他们往往不能知觉出这种毫无止境的需求，但是当他们所需要的关心并没有来临时，人们就会在他们的敏感上观察到它的存在。比方说，如果有人并不接受他们的邀请，有一段时间没有打电话来问候聊天，或者甚至只是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而已，他们就会深受伤害。这种敏感也许可以借一种“管他的”的态度而隐藏起来。

　　更有甚者，在他们对关爱的欲望与他们自己的感受关爱或给予关爱的能力之间，有相当大的矛盾存在。一方面他们对关怀过分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对别人缺乏关怀、漠不关心，两者的程度同样令人惊讶。这种矛盾性并不总会表现出来。举例而言，神经症患者也许会过分考虑或十分关心别人，及热心地要帮助别人，但是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常常会注意到他的行动是强迫性的，而不是出于内心真正自动自发的热情和诚心。

　　这种表现为依赖别人的内心的不安全感，乃是神经症患者之行为使我们惊讶的第二种特性。自卑感及能力不足的感觉是神经症共有的特征。它们也许会以许多不同方式——例如无能为力，心灰意懒，自认愚蠢无比或毫无魅力、不受欢迎的念头——出现，而这些想法在现实中根本没有任何依据。有些在智力上非常聪慧过人的人却会自认为愚蠢无比，或者貌美如花的女人却会认为自己缺乏魅力。这种自卑感或不如人的感觉也许会露于表面，以抱怨牢骚或者愁眉苦脸的形式出现，或者这种子虚乌有的缺陷，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被当作一种事实，而让神经症患者在上面浪费许多心思。另一方面，它们也许会借自我夸大的补偿性需求来掩饰，借强迫性的不断表现、出风头，或以我们文化中可以引起声望的一切行动或事物，如攫取金钱、收藏古代名画或古代家具、占有女人、与有权有势的名人之社交来往、到各地旅行或炫耀自己的知识等来引起他人或自己的注意，以便掩饰自己内心的冲突。这两个倾向之一可能突出地表现出来，不过一般而言，他大都会不分轩轾地感到两种倾向的同时存在。

　　第三种态度，即自我肯定，包含了明晰的抑制作用。我所说的自我肯定，乃是肯定自己或自己主张的行动，我并不是指使自己努力不懈的欲望，在这一点上，神经症患者表现为一群受禁制的人。他们对表示他们的欲望、要求某些事物做符合自己兴趣的事、表达意见或发表批评、命令别人、选择他们愿意合作的人们、与别人交往接触等等，皆有所抑制。

　　他们在我们所谓的坚持自己的原则方面也有所抑制，神经症患者往往无法保卫自己，防止他人的攻击，或者说“不”，尤其在他们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或愿望时。例如说，一个推销员向他们推销一些他们根本不需要或不愿意买的东西，或者有人邀他们参加派对，

　　或者一个女人或男人要求与之做爱时，虽然心中不愿意，他们却不敢或不能拒绝。最后他们尚有不能认识自己真正需要的限制或障碍，每每犹疑不决，心无主见，不能发表意见，不敢表示只符合自己利益的欲望，对这种愿望只能加以掩饰。我的一位友人，对很多事都有所禁忌，如电影必须有教育意义，酒类必须在健康的限度之内。这一族群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缺乏计划的能力，在《命运和神经症》一书中，舒尔茨亨克是少有的几个精神分析家之一，他充分地把兴趣集中于这一重要概念上。不论是策划一次旅行，还是人生未来，神经症患者总是让自己毫无目的地茫然度日，甚至在重要的决定上，如事业或婚姻上亦毫无计划，他们对自己一生中真正需要的事物一点也没有清楚的概念。唯一能推动他们的是病态的恐惧，正如我们看到有些人不顾一切地囤积金钱，因为他们恐惧贫困，或者有人毫无限制地追求情欲，拈花惹草，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要进入一项建设性的工作。

　　至于第四种态度，侵略性，我所指的与自我肯定的态度完全相反，反对别人，攻击别人，毁谤、损伤或侵犯别人，及任何形式的敌对行为。这种形式的困扰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中之一，乃是喜好侵略、指挥别人，吹毛求疵地管制别人，作威作福，欺骗或挑剔别人。有时候，那些具有这种态度的人，也明白自己是在侵犯他人或侵略性较强，但是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这一点，而且常常主观地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较为诚实，或者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已，甚至在他们命令时会显得谦虚，而事实上却是十分蛮横及咄咄逼人。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困扰的行为却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会发现神经症患者在表面上具有一种态度，即自己很容易感受到被欺骗、被统治、被责备斥骂、被侮辱或损害。这些人，同样也常常不知道这是自己真正的态度，而忧郁地相信全世界皆对他们不公平，对他们有所亏欠或侵犯了他们。

　　第五种异常态度，即在性欲方面的失常，可以粗略地分成两类，其一是对性行为之强迫性需求，另一类是对性行为感到忌讳。这种忌讳甚至对任何产生性欲满足的方式都禁止。这些禁止也许会出现在对异性的追求上、对做爱、对性本身或享受性的欢愉上。我们在前面所描写的一切异常态度，也都会表现于性欲态度上。

　　也许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详细描述在上文中提到的态度。然而，我将在后文对它们一一加以讨论，为了更了解它们，我们必须研究它们产生的动态过程。为了明了这些潜在的动态过程，我们将会发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表面看来缺乏一贯性，但它们在结构上却是互相关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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