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

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而言，中外文化大规模的接触先后有两次，前一次是东汉之末由印度佛教文化东来引起的中印文化冲突，后一次则是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中叶以来由西方文化的输入而引发的中西文化问题。
本书立足于较宏阔的历史背景，描述了西方文化自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以来至清末的种种遭遇，以及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的种种回应，设身处地地探讨了古人的心迹和理论上的利弊得失，在传统的解释之外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由于本书的基础是几篇独立的论文，因而对近代国人关于中西文化的思考并没有进行系统的阐述，而是拘于笔者最感兴趣的几个方面。同时，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刚刚起步，这些见解有些待于深化和完善，有些可能还存在着疵点或不一定能够成立。

　　第二章 政治发展与文化变迁
复古旗帜下的革新
乾嘉汉学是一种时代文化，其内部并没有统一的派别和团体，然而如果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征来分析，至少可以分为两大学术系统：一是以惠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一是以戴震为中心，以“求实”为特征的皖派。在吴派和皖派两大系统之外，还有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及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这些学派均以考证、实证为其学术的基本特征，而存在的时间大体上又在乾隆、嘉庆年间，因此被通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之学。当然它们又各具特色，具有不同的学术内涵和学术贡献。
吴派学术开始于徐枋和汪琬，然真正建宗开派，建立吴派学术体系的还是惠周惕、惠士奇以及惠栋祖孙三代。惠周惕的经学著述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等。惠士奇也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记》、《汉书》等，著有《易说》、《礼说》、《春秋说》。其《易》学不取王弼及其以后的注解，以为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使比较纯正的汉学就此消失。其《礼》学亦然，以为郑玄的三《礼》去古未远，多引汉法，故借以为说。而此后诸家《礼》说因不了解古意，往往改从俗说，故不尽可信。“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因此在惠士奇看来，要治经学，只有追踪周汉，遂使汉学的旗帜愈发鲜明。
到了惠栋，吴派学术大体具备，其“信古”的特色也愈发明显。其《周易述》、《易汉学》，跨唐宋而越魏晋，专采汉代人的注解，汉以下的学说一概不取。其治学方法和特点是唯汉是从，凡古皆真。以为凡学说出于汉儒者，去古未远，皆当遵守，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故而其学虽可视为“纯粹的汉学”，但其过于泥古的弱点，则明显影响了他的学术成就。正如王引之稍后所批评的那样，惠栋在学术上考古虽勤而见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率是非。
惠栋弟子有沈彤、江声、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江藩等。其中以学术贡献和影响而论，要数王鸣盛、钱大昕及江藩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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