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2009年10月总第3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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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1
页数：160
字数：
印刷时间：2009年10月01日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71002986005
作者:李岩主编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09年10月

目　　录

特别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中国考古学六十年
文史百题
　变“雅”为“俗”的宋词大家：柳永和他的
　《乐章集》
　元代的尼姑与女冠
　月亮想象与诗思神悟
　一条以宗教文化为内涵的血肉长城——康熙、乾隆与外八庙
　从黄遵宪《与陈伯严书》看晚清变局
诗文欣赏
　读柳永《迷仙引》（才过笄年）词
　柳永的联章体组词《少年游》
　闺情诗词中的“井”
小说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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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考古学六十年
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考古学是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话说，中国具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程，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这些为考古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从清末甲骨文发现，关注中国历史的学者开始将探求的目光从书斋移向田野算起，中国考古学诞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期间1949年之前从西学东渐，引进介绍，合作发掘，到专门的考古机构的设置，中国学者独立主持发掘西阴村、殷墟和城子崖等，地层学、类型学方法的逐步成熟，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人才、经验和认识上的基础。但是，应该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才真正全面铺开。
一　恢复与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环境，为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和进一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20世纪50年代初，因抗战而中断了十二年的周口店洞穴遗址发掘得到了恢复，中断了十三年的殷墟发掘也重新开始。同时，中央与各地一些相关的学术机构与管理机构也陆续建立，如中国科学院在原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基础上重建了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设古人类研究室等。中央在文化部设立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管全国的考古发掘、博物馆展览与文物保护工作。各省区也先后建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或文物局，负责各地的文物考古博物馆工作，同时也担负着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任务。有的省区建立了专门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像河南、陕西这样的中国传统文明发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设立了地方性的考古学研究所，它们担负起一些重点地区的调查发掘、科研工作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受到高度重视。从1952年起，为解决各地基本建设中考古发掘的燃眉之急，文化部文物局联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连续四年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选拔各地优秀的青年学子，以速成的方式进行考古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造就了大批各地文物考古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后来大多在地方文物工作中担任重要职务，为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贡献了青春乃至奋斗了一生。同时，北京大学首次在我国设立了考古专业，开设考古学课程，开始系统地培养考古专业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此后，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大学等十多所综合性大学中都相继设立了考古专业。

中国考古学六十年 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考古学是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话说，中国具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程，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这些为考古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从清末甲骨文发现，关注中国历史的学者开始将探求的目光从书斋移向田野算起，中国考古学诞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期间1949年之前从西学东渐，引进介绍，合作发掘，到专门的考古机构的设置，中国学者独立主持发掘西阴村、殷墟和城子崖等，地层学、类型学方法的逐步成熟，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人才、经验和认识上的基础。但是，应该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才真正全面铺开。 一　恢复与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环境，为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和进一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20世纪50年代初，因抗战而中断了十二年的周口店洞穴遗址发掘得到了恢复，中断了十三年的殷墟发掘也重新开始。同时，中央与各地一些相关的学术机构与管理机构也陆续建立，如中国科学院在原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基础上重建了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设古人类研究室等。中央在文化部设立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管全国的考古发掘、博物馆展览与文物保护工作。各省区也先后建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或文物局，负责各地的文物考古博物馆工作，同时也担负着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任务。有的省区建立了专门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像河南、陕西这样的中国传统文明发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设立了地方性的考古学研究所，它们担负起一些重点地区的调查发掘、科研工作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受到高度重视。从1952年起，为解决各地基本建设中考古发掘的燃眉之急，文化部文物局联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连续四年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选拔各地优秀的青年学子，以速成的方式进行考古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造就了大批各地文物考古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后来大多在地方文物工作中担任重要职务，为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贡献了青春乃至奋斗了一生。同时，北京大学首次在我国设立了考古专业，开设考古学课程，开始系统地培养考古专业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此后，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大学等十多所综合性大学中都相继设立了考古专业。 由于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及专业人员队伍的迅速扩充，50年代初期的田野考古工作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很多发掘在国家的组织下由多个单位甚至是全国的考古学家协同发掘、共同研究。其中黄河中下游尤其是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在50年代进行了多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配合这些建设的考古发掘任务十分繁重，因此，这里开展的考古工作最多，研究最深入。如在三门峡黄河水库的建设中，就集中全国主要的专业力量对水库淹没区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一批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命名了不少新的考古学文化，深化了对中国早期文化特别是仰韶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期调查、勘探或发掘的许多遗址比如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青铜时代的郑州商城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王城遗址、侯马晋城遗址以及秦汉以后的汉唐两京（长安、洛阳）城址等以及编写的相关调查发掘报告，都已载入中国考古学的史册。196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夏鼐先生主持下编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对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了初步总结。196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一次运用类型学方法对分布于黄河流域当时中国发现遗址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大的仰韶文化进行了阶段和类型划分。另外，梁思永、夏鼐先生分别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文集。以田野发现为基础，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方法，考古学已经初步建立起衔接中国历史与史前文化的认识论框架。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使得考古工作基本停顿下来。然而，在极其封闭的国际环境下，考古发现和文物展览可以作为宣传国家文化成就的一个重要窗口，可以在对外交流中发挥特殊的作用，于是文物考古研究在这场浩劫的中后期已开始受到重视和恢复。1972年《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三大专业杂志在全国停办的众多学术刊物中率先复刊，一些地方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田野考古工作。“文革”期间的考古发现如马王堆汉墓、临沂汉墓、满城汉墓、姜寨遗址、大河村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圩墩遗址、石峡遗址、新乐遗址、二里头宫殿基址、小屯南地甲骨遗存、琉璃河燕国墓地等，不仅是考古学意义上的重大发现，而且都成为当时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状态下重要的精神食粮，曾经引起过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为中国考古学走上成熟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革”之后，经济建设成为整个国家工作的中心。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勘察和发掘迅速增加，同时中国考古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经验积累，开始具有更加明确的学术目标，也主动开展一些学术性发掘和课题性研究。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宣告成立，一些地方省区也相继成立了考古学会，同时有不少相关的学术团体也陆续建立。地方的文物考古机构纷纷从博物馆系统独立出来，更多的省区建立了专门的文物考古研究所，规划领导并实际地进行着各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工作手册》（1982）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1984）的发行和颁布，大大地推动了考古发掘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学科水平普遍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推动了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1972年中国公布了首批“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其他断代、分析、鉴定技术也开始被引入考古工作之中，孢粉分析、兽骨鉴定和体质人类学研究等开始在综合性考古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考古研究为中心的多学科协作在一些特殊的研究领域已经开始进行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比如地震、水文、音乐、艺术、建筑史等方面的研究，都与考古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大大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领域。 这一阶段，在原有的“三大杂志”以外，又陆续出现了《考古与文物》、《史前研究》（现已停刊）、《华夏考古》、《江汉考古》、《中原文物》、《南方文物》、《北方文物》、《东南文化》、《文物春秋》、《文物季刊》（后改名为《文物世界》）、《文博》、《文物天地》、《中国文物报》等二十多种专门或者经常发表相关信息及研究的专业报刊。从1984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年鉴》，总结每一年考古发掘、研究的进展，记录考古学界的大事。 这期间出版了大批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学专著，推动了区域考古学文化研究和专题考古研究的纵深发展，如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2），《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1984），《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1984），《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1985），俞伟超先生的《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1985），《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1987），严文明先生的《仰韶文化研究》（1989），佟柱臣先生的《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1989），张忠培先生的《中国北方考古文集》（1990）等以及苏秉琦先生主编的《考古学文化论集》（1987年起已出四集），童恩正先生主编的《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起，已出五集），俞伟超先生主编的《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1989），都是十分扎实的奠基性著述。 在区域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也产生了一些综合研究的尝试，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98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的《中国远古人类》（1989），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1984），杨垄的《原始社会发展史》（1986），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的《中国原始社会史》，都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一些学者特别是大学老师开始进行撰写考古学一般教科书的尝试，比如易漫白的《考古学概论》（1985），孙英民、李友谋的《中国考古学通论》（1990），都受到学生们比较广泛的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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