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欲与虚无之上

一、《纵欲与虚无之上》作者钱永祥是台湾著名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专长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对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等概念专题有深入研究。《思想》杂志主编，《台湾社会研究》顾问。
二、在中国大陆，钱永祥同样拥有极高声望。澎湃新闻、光明网、凤凰网、《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中华读书报》、《时代周报》、《中国科学报》等国内著名媒体都曾对钱永祥做过专访。曾与周保松（著名政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梁文道（著名文化人、媒体人）等人开展讲座，影响力大。
三、钱永祥及其作品深得林毓生（当代著名学者，哈耶克关门弟子）、刘擎（知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周濂（知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作者）、刘瑜（知名学者、作家，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知名学者）、高全喜（知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师从贺麟）、周保松（著名政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闾丘露薇（著名媒体人）等知名人物的推荐。
四、作者从自身阅读和成长历程出发，追问和思考当下社会的重大议题，直面现代人的价值抉择和伦理处境。这些是当代人关切的问题，也是亟需面对和思索的问题。

1、作者清晰而富有阐发性地梳理了我们目前所有的价值资源与伦理思想，从黑格尔、韦伯、卢卡奇到伯林、霍布斯、罗尔斯，从自由主义、现代性、平等直至动物伦理、知识分子伦理，底蕴深厚、内涵丰富。
2、两岸政治学著名学者一致推荐，“一部介于专业读者与大众读者之间的政治哲学论著，展卷一读，两类读者一定都会受益匪浅！”“他的论说深刻锐利又娓娓道来，他的诚恳与卓识为当代汉语学界所罕见！”
3、本书同时透露出思想上的一贯性：关切时代对时代中人的道德要求。凭借热情与怀疑，在这个时代的庸俗与无聊中，维持人的尊严，重申道德力量。

 

《纵欲与虚无之上》是钱永祥对现代性的伦理思考，关切现代人的道德伦理处境。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我们不只是在处理一组客观的历史、社会现象，更是在自行认定或者弃绝一些价值立场。那么，我们认定或弃绝时依据的理由是什么？之后又如何承担责任？
作者研读经典，观照现实，从平等、多元和公共性三个概念出发，以自由主义为批判立场，梳理、分析和阐释上述问题，并指出了一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公共论述的远景。

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 ；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
——钱永祥

钱永祥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思想》杂志总编辑，研究政治哲学、近代西方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及动物伦理学。著有《动情的理性：政治哲学作为道德实践》《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以及多篇学术论文。译有《学术与政治》《动物解放》。

纪念伯林之死

以赛亚 .伯林 (Isaiah Berlin, 1909 —1997)是当代一位令人不得不正视的思想家。他的《自由四论》 [2]与《俄国思想家》 [3]两本文集固然为读书人所周知；《刺猬与狐狸》(1953)、《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 (1972)、《反启蒙运动》(1968)、《民族主义》(1978)等多篇文章也长久脍炙人口；《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1980)已成文坛传奇文字 (伯林此文追记他在 1945年及 1956年与巴斯特纳克和阿克玛托娃的会面谈话经过 )；《自由的两种概念》 (1958)更是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一代又一代学生必读的小经典。不过，伯林作为思想家，与我们心目里习见的思想家形象却有些不同；指出这些不同，在我们了解他的思想时，有一些不应低估的实质意义。

伯林出身牛津分析哲学；这是 20世纪最排斥逻辑建构和哲学答 案的哲学门派之一。可是他名世的学术身份乃是思想史家。确实，他的主要观点，几乎都是借由对人物、运动、思潮的思想史研究来

表达的。与此相应，他的思想史著作也表露了明确而深厚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从不流于排比材料，或者做即兴廉价的诠释与批评、更不用说简单天真的社会学、心理学化约。在另一方面，伯林深信

理念、思想在历史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历史人物的行与止的意义脉络，来自他们的认知、感情、想象与目标；这些，必然呈现了理智与价值的认定。只要没有把思想简化为个人头脑里突兀出现的念

头，否定思想的历史作用，不啻否定了人作为自觉的 ——也就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历史角色的可能。此外，伯林会坚持，思想观念并不是超历史的抽象存在，而是自有历史可言的实践活动。在

人们接续塑造历史的过程里，理念也在转化变形，与历史本身一样，同时呈现了延续与新貌。伯林从事思想史的工作，不仅是因为他要了解历史、要了解观念的历史命运，也是因为他要肯定人类自觉、

主动地影响历史的可能。

    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在三个方面衬托出了这位思想家的独特色彩：

第一，他无意于营造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全面的学说。他不是康德、黑格尔，也不是罗尔斯或者哈贝马斯。除了早年的少数专技性哲学文章，他几乎未再脱离思想史的脉络去抽象地摆弄概念。

我们无法想象伯林像罗尔斯那样从设想的“原初情境”经营“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或像哈贝马斯那样基于“理想言谈情境”建构“沟通伦理”。同情地理解早先思想家如何面对历史变局的困扰挤压，再细密地梳理其间的慧见与盲点，从而描绘出人类心灵的内在纠葛与难局—这种接近艺术移情的历史理解方式，自然更注定了他的思想主调会迥异于古典的系统哲学家，或者是 19世纪以“科学”为圭臬的社会理论家。

第二，即使接受了思想史取向的特色，我们也会注意到，伯林纵贯 60余年的著作，题材异常分散，而体裁也以文章为主。如果我的印象和查对无误，除了极早年的《卡尔 ·马克思》 (1939)是章节完备的专书，此后他的作品均是单篇的议论 (essays)、长短论文、演讲、广播谈话，乃至于访谈和杂文；发表场所也往往是在《遭遇》 (Encounter)、《纽约书评》之类的文化刊物。这些文章，直到 1975年以后，才开始由他人择其要者逐册结成文集。而他讨论的主题，则泛及政治哲学、文化意识、历史理论、近代西方的几大思潮、俄罗斯文人知识分子的命运、当代人物的风采，乃至于维科、赫德、哈曼等遭主流思想史掩没的边缘思想家。由于这种著述方式，伯林的影响虽然广远，却少了一般思想家一气吸尽西江水的霸业雄图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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