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乡风与市声，似乎是古已有之的：在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散文里，却别有一种意义:它与中国走出自我封闭状态，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息息相关。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出现，人们听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嚣的“市声”。在广大农村，尽管传统“乡风”依在，但小火轮、柴油轮毕竟驶进了平静的小河，“泼剌剌地冲打那两岸的泥土”，玷污了绿色的田野，无情地冲击、改变着旧的“乡景”与“乡风”（茅盾:《乡村杂景》）。理论家们、历史家们在“乡风”与“市声”的不和谐中看到了两种文明的对抗，并且慨然宣布:这是两个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的旧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中国之间的历史大决战，它们的消长起伏，将决定中国的命运，等等。
但中国的作家，对此作出什么反应呢?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们。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这种情感倾向在我们所讨论的描绘乡风市声的现代散文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大概是因为现代散文最基本的特质乃是一种“个人文体”，最注重个性的表现，并“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文章”（周作人:《杂拌儿·题记》）的缘故吧。而本能的，主观的，情感、美学的选择，是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某些精神特质的;我们正可以从这里切入，对收入本集中的一些散文作一番考察。
但中国的作家，对此作出什么反应呢?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们。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这种情感倾向在我们所讨论的描绘乡风市声的现代散文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大概是因为现代散文最基本的特质乃是一种“个人文体”，最注重个性的表现，并“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文章”（周作人:《杂拌儿·题记》）的缘故吧。而本能的，主观的，情感、美学的选择，是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某些精神特质的;我们正可以从这里切入，对收入本集中的一些散文作一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