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疯狂(解密精神疾病和领导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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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14年05月01日
  • 开 本:12k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46143378
作者:【美】纳西尔·加梅 著作 刘建周 周谞 译者出版社:黄山书社出版时间:2014年05月 
编辑推荐
  很多人总怀疑历史上的一些领袖有精神疾病,本书作者告诉你,这是真的!林肯、罗斯福、肯尼迪,他们都有精神疾病,但正是精神疾病激发出他们巨大的领导力,挽救了国家。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不正常”,没关系,因为在非常时期,“不正常”将助你渡过难关!
  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医生、学者纳西尔 加梅在本书中论证,两个世纪以来著名的危机时期领袖(丘吉尔、林肯、罗斯福等)全都具备心境障碍患者的一些特征。在*严酷的环境下,精神疾病激发出了卓越的领导力。而一生从未经历过心境障碍反复痛苦的人,一般难以面对危机。
  一个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宽容患有普通类型心理疾病的人,决定了这些疾病能够给个体和社会带来多大的益处。本书的研究扎实而大胆,为我们该选择怎样的领袖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
 
内容简介
  在研究了历*伟大的一些政治家、将军和企业家之后,作者发现,领导才能和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莫大的关系。
  根据两个世纪来的著名领袖(林肯、丘吉尔、甘地、罗斯福、肯尼迪等)的职业经历和个人困境,著名精神病学家纳西尔加梅提出了一种令人吃惊且必定会引起争论的观点:危机时期的领袖大都具备心境障碍患者才有的特征——现实主义、同理心、适应力、创造力。对真实历史证据进行敏锐分析之后,加上*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加梅在书中证明,在最严酷的环境下,精神疾病激发出了卓越的领导力。
  以现实主义为例,心理学研究一再表明,在评估当前困境、预估未来情形时,饱受绝望情绪折磨的人比“正常人”做得更好。加梅研究发现,正是悲观现实主义让林肯和丘吉尔等领袖化解了个人和国家面临的挑战。再来说创造力,加梅在本书中证明,正是躁狂症让特德特纳(CNN创始人)制定并执行了充满创造力的战略。
  加梅的理论开放又健全,解释了为什么张伯伦和乔治布什这样非常理智的人却是非常糟糕的领导。在和平年代,理智的人会是好的牧羊人;但在危急时刻,理智可能会变成一种障碍。加梅认为,一生从未经历过心境障碍反复痛苦的人,一般难以面对危机。
  加梅的研究大胆但又扎实,为我们决定谁应该领导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新尺度。但最重要的是,他建议我们不要把精神疾病看成纯粹的负面现象。一个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宽容患有普通类型心理疾病的人,决定了这些疾病能够给个体和社会带来多大的益处。
作者简介
  纳西尔加梅(NassirGhaemi)
  精神病学家、医生,专攻情绪疾病,尤擅双相障碍症。波士顿塔夫茨大学医疗中心精神病学和药理学教授,并主管心境障碍项目。同时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和美国剑桥健康联盟担任教职。
  生于伊朗,5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长大,其父为神经学博士,母亲是艺术史学家。在乔治梅森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并获哲学硕士(塔夫茨大学)和公共卫生博士(哈佛大学)学位,曾在波士顿哈佛附属医院工作多年。
  临床研究和工作方向主要是沮丧和躁狂抑郁症。发表过100余篇该领域科学论文,并编辑过多部相关著作。担任多份精神病学刊物编委会成员,美国精神病协会杰出会员,此前担任过国际双相障碍症诊断指南工作组主席。
  加梅是个非常活跃的作家,除写书之外,还在两个博客和其他网站及杂志撰写文章。工作和研究之余,主要兴趣在哲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对哲学的兴趣主要在理解意识和精神疾病方面,担任哲学和精神病学高级协会执行委员。
目  录
引言心智健康的反比定律
第一部创造力
第一章 让他们害怕并畏惧我们:谢尔曼
第二章 拼命工作,兼及广告:特纳
第二部现实主义
第三章 正面我赢了,反面靠运气
第四章 走出荒野:丘吉尔
第五章 双方读的是同一本《圣经》:林肯
第三部同理心
第六章 墙上的镜像神经元
第七章 莫罕达斯的悲痛:甘地
第八章 美国灵魂人物的精神病:金
第四部坚韧性
第九章 愈挫愈勇
媒体评论
  柏拉图最先说的: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疯狂的,但疯狂对创造力有益。纳西尔加梅在这本书中用心理学语言将这个观点重述了一遍。这本书写得真好,故事很有说服力。加梅博士颠覆了我们平常看问题的方式。你会喜欢这本挑战传统的书的,读完之后,你还会好好思考疯狂的价值和神经官能症非同寻常的礼物。
  ——《少有人走的路4:心灵地图》作者,托马斯摩尔
  加梅把心理学当成了一种求索的工具。他发掘出历史上一些伟大英雄和恶棍令人震惊的秘辛。他的研究扎实而精准,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一些领袖原本高大全的形象。
  ——《意识的解释》作者,丹尼尔丹尼特
  加梅不是第一个认为疯狂和天分紧密相连的学者,也不是第一个在政治领域研究此观点的人。但他研究得比其他人更深入……他的阐释也很漂亮、准确,且有*的心理学研究支撑。
  ——《新闻周刊》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精神健康——精神健全、神志正常——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具备良好的领导力;事实上,它往往带来相反的结果。精神疾病能催生伟大的领袖,然而如果这种疾病太严重的话,或者用错误的药物进行治疗,那么它就会导致失败,有时甚至会导致邪恶与灾祸。最终看来,精神疾病与领导力之间的关系虽然十分复杂,但十分确定的是,它与公众普遍的假定,即精神健康有益,而精神不健康则有害,并不吻合。
  本书的主题,同那些根深蒂固的与精神疾病形影不离的文化污名背道而驰。我怀疑这种文化污名可能属于人类最深刻的偏见,甚至超越了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或许那些意识到了精神病污名这个问题的人,比如医生们,也没有办法摆脱他们心中那固有的烙印。一些研究表明,内科医生被精神疾病打上的烙印和普通大众被打上的烙印同样多。或许研究精神健康的专家们,那些被精神疾病打上最少烙印的人,对某些精神疾病也持负面态度,特别是对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症。或许一些精神疾病患者本人也对精神疾病心怀偏见,认为这些疾病令他们蒙羞。
  读者可能会对本书的主题产生本能的消极反应,我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烙印。那些试图为此争论的人,通常也注意到了这种偏见的存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精神科医生切萨雷?龙勃罗梭写道:一个“自大的平庸者”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就是正常的人,可能不会成为最出色的人。20世纪30年代,德国精神科医生恩斯特?克雷奇默察觉到了同样的污名,并称之为一种对于精神方面呈现出的“劣等”所产生的“偏见”。他指出,精神健康的人是“讨人喜欢的”,但是“情感上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并且总体上有一种幸福感的人,才称得上精神健康的人;然而平和而放松的心境,从来都不会激发出伟大的成就”。20世纪60年代的英格兰,当洛德?莫兰出版有关丘吉尔的回忆录,透露这位伟人的抑郁症情况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丘吉尔的夫人无法接受(原话为:“这本书从一个完全错误的角度来描述丘吉尔”),她通过引证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保密协议,极力劝阻莫兰出版这本医学回忆录。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正如丘吉尔家族反对莫兰一样,肯尼迪家族指责尼格尔?汉米尔顿详细证明约翰?肯尼迪年轻时表现出的情感增盛(尽管汉密尔顿并未宣称这是一种精神病治疗诊断)。
  所有的历史时代中,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对于精神疾病的偏见。由这种烙印生出的根深蒂固的本能反应和信条已逾千年,它们不容易发生改变,也不会很快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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