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刀锋文丛

本书收录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1999-2004年这五年间的大部分较有影响的文学、文化和时政批评文章。所有文章均曾公开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等著名媒体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经引发广泛争议。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并因此而有“一剑封喉”的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现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其著述有《燃烧的迷津》和《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21世纪中国文化地

代跋 我跟文学离婚已无可挽回 这几天，我沉溺于朱大可瑰丽的文字迷宫及“立论险峻”的 思维方式之中。大脑充满疑惑，许多问题急欲求解。所有这些问 题归根到底只有—个：有哪些因素造就了朱大可这个人? 童年的生命经验才是决定性的 孤云：我知道你原籍福建闽西的武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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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的行旅
　　——论余秋雨现象
　　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 气。如果我没有弄错，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 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 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 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 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先回忆一下汪国真的诗歌 （以下简称“汪诗”），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 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 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 “不合时宜”的“旧 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 “历史的必然”。 “海诗”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 而“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 全球最大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 “汪诗”在市场上茁壮 发育，后者表达了“后文化时代”的“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征： 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 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 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 “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 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 费的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 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90年代上半期， “汪诗”的情形大 致就是如此。而在90年代末的今天， “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 及王小波（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 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 经融人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对此我只是有一点点惊讶而已）。
　　余秋雨的散文（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 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 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 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港 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台湾《中国时报》 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