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儒学的终极关怀学说，迅速地促进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大转型，从思想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上来看，实在是一种必然。诚如窦宗仪指出的那样：“近代中国在欧美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帝国主义的侵凌中，能起死回生，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极大的牺牲和艰苦的奋斗而取得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上升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普遍原则大致经历了三部曲。第一步是儒家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这是基础和前提；第二步是西方传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此为中介；第三步就是在这两种思想的基础上最终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此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生长在国家面临西方列强瓜分、民族意识空前忧患的时代，救亡图存是这一时代的思想主旋律，在没有接受西方学说之前，他们只有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佛、道那一套东西一味追求个人的超脱，理所当然地被他们摒弃了，儒家“大同”理想经过两千多年的追求，尤其经过近代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实践，使它变得更加虚缈了。于是转而向往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是导引近现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定盘针，社会主义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和生根、开花、结果的天然思想土壤。
　　无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内在地包含着儒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合理要素，这就是消灭阶级和财产公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是非科学的，就在于它们把这种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放在不切实际的基点之上，从而使这种终极关怀无法跳出宗教幻想和乌托邦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