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编纂与语言生活——第五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我国的辞书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辞书作为知识的载体，既具有积累文明成果的功能，也具有传播文明的价值。古人早就认识到辞书的功能和价值，不仅许多学者重视辞书的编纂，连那些重视文化建设的统治者，只要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也会主导编纂大型辞书，如宋代的《类篇》、《集韵》，清代的《康熙字典》等大型字书、韵书的编纂。
参加第五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不仅交流了辞书编纂的*研究成果和心得，深入探讨我国语文辞书编纂面临的形势、任务，而且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对辞书编纂中的种种不端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成果大都收入这本会议文集，有理由认为这次会议及其取得的成果，对推进辞书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对不断提高我国语文辞书的编纂水平必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语言规范、辞书编纂与社会语言生活
语言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交际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它的稳定和规范。但是，语言的稳定与规范又是相对的，因为语言中时时存在着变异。从稳定与规范，到稳定与规范受到变异的冲击而被突破，再到通过约定俗成和人工调节而实现新的层面上的稳定与规范，这就是语言发展的辩证法。如果把语言的发展简化为一个公式，那就是“规范—变异—规范”，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语言规范，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前，是通过约定俗成原则实现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语言规范的形成，除了约定俗成这个基本原则起作用之外，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也起着不容忽视的辅助作用。当然，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离不开约定俗成原则。所谓“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制定标准和权威人士著书立说来实现。在制定和贯彻语言规范方面，辞书向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语言规范、辞书编纂和社会语言生活三者的关系发表一些浅见。
人们的语言实践，即社会语言生活，是语言规范的基础。语言规范的要求是在社会语言生活的某些歧异现象影响了人们的正常交际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同时，社会语言生活实践又为语言规范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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