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关键词（第一辑）

中国泱泱大国，文明悠悠久远，文化煌煌光耀，遗产赫赫大宗。

我国的文化遗产与西式文化遗产迥异，而且特色鲜明；其特色之一表现为“文化－文画－文划”的一体化形制。

以“词与物”之知识考古也精妙绝伦，我国的文字起于书画，与西式字母式文字思维相距千里。文字起于图画，愈古的文字，就愈像图画。图画本没有一定的形式，所以上古的文字，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国。用绘画来表达文字，可以画出很复杂的图画，也可以很简单地用朱或墨涂出一个囫囵的仿佛形似的物体。

以“文化－文画－文划”之形制，以“龟－骨－金－石”之材质，以“工（贡）－土（方）－史（册）”之词物，牵引出来的知识谱系洋洋大观。关键词确实关键，它不独关涉“天人合一”的思维形态，关涉“天文－地文－人文”的认知方式，关涉“一点四方”的家国地方，关涉宇宙经纬的时空制度，关涉中国式“书画-书法-书写”文化。

总之，中国的文化遗产有自己的道法。让我们传承好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遗产吧！

 

我国正在酝酿和迎接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作为文化战略的核心部分，文化遗产也逻辑性地成为最为重要的内容。*此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讲话，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保护好我国文化遗产的承诺。

我国目前所进行的遗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问题也很突出，集中表现在六个字：有遗产无体系。所谓“有遗产”，指中华民族遗留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类名录中都名列前茅；所谓“无体系”，指我们目前既没有总结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体系，也没有形成自己的遗产学的知识谱系。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国第一个遗产理论性国家重大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彭兆荣教授组织一批相关学者撰写“文化遗产关键词”（词典类），即以关键词系列为名目，以中西方两线知识谱系为线索，兼顾同领域的前沿理论和个性分析。这一体例开创了我国关键词词典类型的先河（我国虽有关键词典类，如《法律关键词》，但只有资料，没有关注世界理论前沿和个性化分析）。

文化遗产关键词的出版一方面填补了我国文化遗产学相关知识谱系梳理方面的空白，另一方面可以直接用于指导我国目前所进行的“遗产运动”。

　　彭兆荣、路芳
　　彭兆荣教授长期致力于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曾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10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项，国际资助课题3项，主编完成“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人类与遗产丛书”等，著述颇丰如《饮食人类学》《热贡唐卡考察录》《文化遗产学十讲》《人类学关键词》等27部，其作品各知名图书网成为学术类的畅销书。现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联合国“人与生物圈”（MAB）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
　　路芳副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文化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曾主持地厅级项目1项，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项目各1项；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1项，地厅级项目2项，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1篇论文曾获国际旅游学会与国际社会学协会国际旅游专业委员会奖励，1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摘。现为云南民族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系主任，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委员。

 

“地方”，在英文中首先表达为place，意思指的是一个特定的空间、位置或场所，并且这一空间或位置常常与其他的一系列事物相关联，包含着责任，甚至它还可以非正式地延伸为家（home）的含义。在西方的学术脉络中，“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传统核心概念。早在1947年，地理学者怀特(J.Wright)就在“未知的土地：地理学中想象的地方”一文中首先提出“地方”不只是一个客观的地理区域，更是一个包含着人类主观想象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段义孚(Yi-FuTuan)、雷尔夫(E.Relph)为代表的一批人文地理学者进一步提出，“地方”概念超越“空间”的物质性范畴，它必须经由人类生活实践赋予其文化意义，而使之成为一种充满意义且不断动态变化的社会与文化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概念，它更具体地指向了生活在特定空间范围的人类群体以及他们在长期日常生活中所积累和创造出来的独特文化。地方是一个被特定人类群体文化建构的空间，它是一个对于生活在这个空间内的人类群体来说，具有特殊文化和情感意义的空间。因此，可以说，地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总是与特定人类群体相联系，总是被特定人类群体的文化意义所建构。

英文中的以“loc-”词根的一系列表示“地方”的词语如local、locality等，则更清楚地表明——在西方文化中，“地方”的概念构成离不开特定人类群体及其生活。相比place而言，local一词更明确地强调了地方的就是当地的或本地的，甚至它直接就可以代表本地人或当地居民。Locality一词则从另一个角度突出了在当地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与地方的概念意义存在关联。当然，local的概念定义常常也离不开其与整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它是人类在其认知的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用于定位局部的一个坐标体系。所谓“地方性”(local)，就是在人类认知的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特定人群在长期适应当地区位空间的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独特记忆与文化，以及当地人世代传承的文化认同。换言之，特定的区位空间关系、特定的人类群体、特定的群体文化与情感认同，构成了西方文化中“地方”概念的三个核心要素。

在过去百余年西方学术发展脉络中，除了地理学界不断在探索“地方”概念之外，“地方”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观照。尽管在较早的一段历史时期，“地方”并没有被作为关键概念进入到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中，但是，西方文化关于“地方”的概念内涵却深深地影响着人类学对原始部落的田野研究实践。早在功能主义时代，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owMalinowski）就已经提出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应立足于“分立群域”（isolates），致力于从当地社会的整体来观察研究文化事实各方面之间的互动与关系。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民族志方法论奠定了现代人类学扎根“地方”、欣赏文化差异性的学科典范。从此以后，一批又一批的人类学家踏上了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尝试用当地人的方式思考的田野工作征途。虽然功能主义方法论由于其相对孤立、静止地看待文化，忽视了特定“小地方”与整体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而成为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对象。但是，通过详细描绘“小地方”（smallplace）的生活来回应关于人类社会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大论题”(largeissue)，却始终是人类学永不褪色的学科旗帜。

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世界体系的扩张，西方文化席卷全球，强势地摧毁着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全球化的趋势也促使人类学重新思考它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方法，进一步地把人类学的学科基础与“地方”紧密结合起来。以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是对当地资源环境的适应，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观点重新突显了当地人、当地人文化与当地特定的区位空间环境作为一个具体整体的关系，再次强调了隐藏在文化进化统一性背后的“地方性”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解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格尔兹(CliffordGeetze)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强调“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因此，他提倡人类学家应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通过“深描”和探寻“地方性知识”，去阐释和重建人类的知识结构。

可见，在西方文化的知识体系中，“地方”包含着地理、文化和认知的多重含义。首先，它是人类生活空间环境中某一个组成部分，众多的“地方”构成了人类认知的世界整体。任何对于“地方”的认知，离不开它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其次，它代表了一个具体的人类群体——这个人类群体拥有一套独特的想象和解释其世界的意义体系。这个独特的意义体系就是当地人的文化，也是“地方性”的体现，反映了当地人对其独特区位空间环境的适应结果。格尔兹称之为“地方性知识”。再次，它意味着一种认知方式——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每一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整体，提倡从社会的内部来理解外部呈现的现象，并通过这样的知识探索过程，来反思和丰富人类整体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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