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数十年来，进展都较迟缓，但是近十几年，却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可惜的是，这些成果分散发表在各种不同的音乐刊物上，倘非专门收集的人士，实在不易窥其全豹，沧海遗珠，那就更在所难免了。
这本稿子则由于前面所说的物色，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使读者在获得通常所说的古代音乐史常识之外，同时接触到各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各咱不同的见解。这里，随举些例子：对于我国间律形成的时期，过去只凭文献资料加以推断，其实是并不清楚的。十多年前，根据对于出土的音乐文物的调查和考证，先后出现了两种新的见解，即吕骥同志所认为的“我国五声音阶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已经形成”的观点；黄翔鹏同志所认为的“完整的七声音阶至迟在晚商期间已经形成”，从而推断“我国音乐中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有一个长期并存的传统”的观点。这些，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清楚的叙述。不久前，李纯一同志发表了不同意将地隔三百公里之遥，年代和文化遗存是否相同尚末搞清的两个埙合并研究，因而做出不同推断的观点，同样为本书怕收纳。这些观点不一的研究成果，虽然一时难定是非，但是对于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显然都是有益的。因此，本书的这一特色就是不可磨灭的。
这本稿子则由于前面所说的物色，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使读者在获得通常所说的古代音乐史常识之外，同时接触到各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各咱不同的见解。这里，随举些例子：对于我国间律形成的时期，过去只凭文献资料加以推断，其实是并不清楚的。十多年前，根据对于出土的音乐文物的调查和考证，先后出现了两种新的见解，即吕骥同志所认为的“我国五声音阶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已经形成”的观点；黄翔鹏同志所认为的“完整的七声音阶至迟在晚商期间已经形成”，从而推断“我国音乐中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有一个长期并存的传统”的观点。这些，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清楚的叙述。不久前，李纯一同志发表了不同意将地隔三百公里之遥，年代和文化遗存是否相同尚末搞清的两个埙合并研究，因而做出不同推断的观点，同样为本书怕收纳。这些观点不一的研究成果，虽然一时难定是非，但是对于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显然都是有益的。因此，本书的这一特色就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