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晚清文化

　　《桐城派与晚清文化》以晚清桐城派为研究主体。在展开具体研究时，我选取了社会思潮、教育、学术与文学四个角度，力求对晚清桐城派展开较为全面的研究。从具体文化的视角看，社会思潮、教育、学术与文学等都属于文化的具体领域，正是从这一角度考虑，我将书名定为《桐城派与晚清文化》。在涉及诸多具体问题的探讨时，我也力求从文化的视角予以分析。

　　曾光光，1968年6月生，贵州湄潭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至200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暨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著有《麦孟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三）传统学术的转型与汉宋之争的消融
　　汉学、宋学作为儒学内部的两大派别，在有清一代长期争论不休，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但至晚清，“救时”、“应变”的时代要求，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人，使一直在学术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汉学、宋学对众多知识分子失去了魅力，汉宋之争逐渐从学术界关注的中心话题中淡出。
　　洋务时期，曾国藩等人关于中体西用的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经学，置于“体”的位置，而将西方文化，主要是器物层面的文化，置于“用”的位置，西方的学术思想则完全被排斥。在这种文化思想体系下，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有力冲击。甲午之战后，众多知识分子出于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开始大规模引介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传人促使中国学术由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型。这时的学术之争已经不是什么汉宋相争，抑或义理、考据、辞章之间的相争问题了，而是中学、西学相争的问题了，是经学要向现代学术转型的问题了。王先谦在戊戌维新变法前夕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月课改章手谕》中认为：“中国学人往往因私成蔽，言词章者谓考据害性灵，讲训诂者轻文人为浅陋，理学兴则朱陆争，朴学兴则汉宋争，地球通则中学与西学又争。”①他在这里不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内部相轻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还认识到中西学术的对抗已经取代了传统学术内部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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