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战后韩国外交与中国——理论与政策分析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有位学者很形象地描绘了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之下的人们的心态：无论谁，无论他生活在何处，人人都需要安全和安全感，都需要一种安宁太平的生活环境与一种远离伤害的心理感受。从儿时到成人，我们都会有过各种“不安全”的体验：孩提时代的深夜独行，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全身；成人时代的驾车外出，会心存担忧交通事故的可能；自然灾害的威胁，会不断地打破我们生活的安宁；恐怖袭击的阴影，常常驱走我们心灵中的阳光。随着理性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我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会日趋深刻。当我们深知核武器的灾难性、艾滋病的危害性、SARS病疫的猖狂性、环境污染的不可逆性等对人类可能造成的生存危机时，“不安全”的忧虑会像幽灵一样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甚至会造成某种无意识的紧张与焦虑。倘若我们的人生遭遇到战争与动乱，那灾难、恐怖等极度的“不安全”便会成为生命历程中的悲惨主调。无论是从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的角度看，还是从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全球的角度看，安全自然而然的是人类自身最优先、最重要的“资源”与公共产品。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在需要层次论中把安全视为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后的第一需要，国际政治学家们则把安全看作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核心因素。
　　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从浅处说则涉及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的首要需求，也是一国寻求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安全，便没有一切；失去安全，便失去一切。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Han J．M0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一书中认为：国际利益基本的一条是本国的生存和安全。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在《大战略》一书中认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是生存，即国家的生存，要保证一定程度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社会准则和荣誉等不受损害。由于安全问题的这种极端重要性，每一个国家都会“本能地”形成自己的安全认知和理念。
　　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等。
　　从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来看，国家的生产能力，即一个国家生产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生产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生存和安全。在既有自然资源的条件下，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将主要取决于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科学、先进的经济制度；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体制；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在社会中的应用；教育的发展与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从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看，形成、巩固和壮大支持政治稳定的社会力量，克服国家内部的政治破坏力量，有效抵御来自国家外部的颠覆干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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