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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类学评论》的问世恰逢其时。

一个学科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特点相联系，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与现实更迫切地呼唤“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后，大大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政治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也有待于实证研究的更好运用。就我本人而言，如果要说我是政治学出身的话，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身。当时国内的政治学经典著作就是马列经典，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政治学著作可阅读。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学术训练，可以说，奠定了我以后独立思考并从事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

内容简介

《政治人类学论丛》每期主要内容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其内容结构如下：

一是对于目前欧美学术界有关政治人类学学科研究与学术研究等*成果的译介工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设成为“他山之石”专栏。二是收录国内学术界有关政治人类学学科研究与学术研究等权威作品。在此基础上，逐步建设成为“华夏之声”专栏。三是采集本校法政学院有关政治人类学学科研究与学术研究等学术作品。在此基础上，逐步建设成为“天籁之音”专栏。

本册主要于目前欧美学术界有关政治人类学学科研究与学术研究等*成果。

作者简介

陶庆，男，1965年生，博后，上海师范大学发政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人类学、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外政治制度。

主要科研项目：个人独立主持纵向科研项目6项。如，1.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民间结社治理创新与中国政治发展”（批准号：NCET-11-0621）。2.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批准号：11JJD810018）。主要科研论著：先后独著发表著述近50篇（部）。如，《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等。论文类：《从政治安排到、政治嵌入到‘政治妥协’的转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政治文明中的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人文杂志》，2006年第6 期）。

目　　录

中国政治学离不开“田野研究”（代序）／徐　勇１

前言１

１中国人类学的“政治学”关怀／高丙中１

２我给政治人类学画像／何国强４４

３政治人类学今昔／范　可８２

４政治人类学浅论／和少英１０７

５西方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史回顾／董建辉１１８

６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历程／暨爱民　彭永庆１５３

７学科史视野中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现状与展望／汤夺先　李　静１７６

８重返与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陶　庆２０９

９民族政治学：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周　平２３４

摘要（英文）２５９

后记２９９

征稿与撰稿体例３０１

前　　言

政治人类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的学科思想远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经典作家，中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至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才开始酝酿形成较为成形的学科体系，并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终成一门规范的学科，迄今才七十多年历史。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近代以来，包括人类学和政治学在内的诸多领域学者们，不约而同地研究人类的权力与权利互动关系，以及各类政治组织与繁杂政治活动，形成了门派迥异、学科多元、涉猎广泛的著述文章。这些学者或许并没有直接标榜自己的作品属于政治人类学范畴，但他们实际上从各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角度推动了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生长与发展，因而，都属于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奠基人。

政治人类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的学科思想远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经典作家，中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至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才开始酝酿形成较为成形的学科体系，并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终成一门规范的学科，迄今才七十多年历史。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近代以来，包括人类学和政治学在内的诸多领域学者们，不约而同地研究人类的权力与权利互动关系，以及各类政治组织与繁杂政治活动，形成了门派迥异、学科多元、涉猎广泛的著述文章。这些学者或许并没有直接标榜自己的作品属于政治人类学范畴，但他们实际上从各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术角度推动了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生长与发展，因而，都属于政治人类学学科的奠基人。


	


	      政治人类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２０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伊斯顿科恩之问”的悖论。政治人类学研究领域早期着迷于讨论无国家社会、无政府政治的简单社会，沉浸于人类学的“浪漫”意境之中。正因为此，“政治系统论”创立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科学学者戴维·伊斯顿（ＤａｖｉｄＥａｓｔｏｎ）１９５９年撰文对政治人类学的学科价值与学科体系表示了怀疑，甚至否认了人类学的“政治学”抱负。１９６９年，伦敦亚非学院（ＳＯＡＳ）的人类学家阿伯勒·科恩（ＡｂｎｅｒＣｏｈｅｎ）从学术上对伊斯顿的学术怀疑作出了合理的回应。他认为政治人类学不仅存在，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使这一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领域和学科显得有所不同。阿勒·科恩对于戴维·伊斯顿的回应重新确立了政治人类学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学术地位，但政治学界似乎仍然保持着伊斯顿的怀疑立场。从那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对于政治人类学这个学术话题，政治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都相互敬而远之，态度谨慎，双方持有“井水不犯河水”般的“雅度”。


	      随着学术交流与学科交融的不断增多，国内外学界正在逐步形成学术识：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与人类学交叉而成的一门新兴学科。我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才从西方学术界引介政治人类学，西方学术界在学科划分上没有过于固化的学科分类传统，相反倒是趋于学科边界模糊化、学科交叉边缘化、学科融合多元化；但迄今为止，政治人类学在我国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尚未定位，它游离于我国学科代码表之外，缺乏正式学科“身份”。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政治学与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各自为阵，开设讲授政治人类学课程，研究著述政治人类学成果；但学科之间少有学术对话与知识连结，难以产生学术共同体。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实际存在的这种“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的窘境，是学界前辈一直诟病的现象。长期以来，学界前辈与当今同仁试图突破政治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学科壁垒，付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今天我们能够继续探索的宝贵智识，奠定了今天我们能够持久前行的坚实基础。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创办，一方面，试图破解中国学界实际存在的政治学与人类学之间在某些共同研究领域里实际存在着的自说自话、互不买账等“两张皮”现象；另一方面，试图融合跨学科诸要素，探索源于政治学与人类学等学科内涵，最终超越这两个学科并形成新型交叉学科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政治人类学不应该是“政治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简单“合并”或“相加”，更不是哪一个单独学科内涵的单向度外延。或许，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政治人类学，按照亚里士多德有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钱学森有关“非加和性”的系统论原理，可以成为以政治学学科的权利与权力、以人类学学科的文化象征、民族志的文化书写为一般要素，专门从田野研究的角度和象征符号的层面，来研究一切社会共同体（包括家庭、宗族、社会组织、政党组织、国家、国际组织等）在网状联系形态下所产生一切类型权利与权力互动关系及其文化符号的综合性交叉新型学科？或许，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正期待着更多的学人在实践中给予回应。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系统是有组织的和被组织化的给定集合，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政治人类学评论》的创办具有学科建设与学科整合的旨趣，即通过分析政治人类学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诸元素之间结构性关系，以及研究政治人类学各要素并通过融合各要素之间内在联系等尝试，来探讨政治人类学学科的结构功能与发展路径。


	      新世纪以来，政治人类学有了新发展，并拓展到诸多复杂社会，涵盖了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党机构、国家政权和国际组织等一切“权力场”；政治人类学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其有别于其他相关领域和相关学科。如今，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着眼于分析人类活动的政治性和象征性，认为权力通过象征符号手段来表现；所有象征符号都具有政治含义，政治行为与文化象征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时空限制被彻底打破，并延伸到分析全球化对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政治人类学研究致力于理解权力和权威在人类社会中怎样产生出来和如何运作，力求认识与处理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利之间良性互动的内在本质关系。它既研究正式的国家组织与政治权威，也研究包括“非国家权力”“非政府权力”“非合法律性”在内的社会组织和人类行为；既研究政治学与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交叉融合现象，也研究中国与海外的微观实证政治现象。特别重要的是，“一般系统论”泛起，突破了“政治系统论”囿于单一学科的思维模式；政治人类学作为学科整体，远远大于政治学与人类学的简单“相加”，政治人类学已经越来越增强了整体性系统性的学科生命力。


	        就政治人类学的学科范畴而言，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也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它更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的田野工作（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ｓｔｕｄｙ）、“深描”为手法的民族志（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与政治学“扎根理论”（ｅａｒｔｈｂ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三位一体，由此，构成政治人类学学科内容；强调通过对特定地域时空，即“他我”的参与观察，形成有关“他我”政治文化的“民族志”书写文本，“深描”权力的发生、运行、异化、解构与重构等社会事实，揭示文化因素在权力领域中的普遍性作用，建构解决“本我”社会问题的“扎根理论”。


	      就政治人类学的适用范围而言，它适用于集权体制与非集权体制、制度性政治参与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族群政治与国家治理、边缘群体与国际社会等一切社会形态和一切社会组织的“权力场”。就政治人类学的学科特征而言，政治人类学表现为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三位一体的学科特点，它是多种学科交互影响，彼此融合的交叉、新兴、整体性学科。一方面，政治人类学是政治学科学化，即政治科学的两大范式之一，其基础是长时段的田野研究与“深描”为手法的民族志书写文本。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别来自于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区别，也即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的区别。政治科学经历１５世纪至１９世纪历史—比较主义发展阶段、法律—制度主义阶段和１９世纪末以来的美国行为主义发展阶段，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的政治科学成为共识。行为主义研究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科学的学科分类，使政治科学真正地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总之，《政治人类学评论》侧重于梳理政治学学科史中所包括的政治人类学理论内涵；特别是从中外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学术分野和学术融合的学科发展史中，揭示政治人类学从“哲学”迈向“科学”，又从“科学”回归“哲学”，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文化社会人类学正在扬弃传统片面的“科学性”，向着政治哲学的公平、正义与道德之维转身，凸显了张扬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权力场”之合法性的本质内在性。１９ 世纪末之前，人类学仍是以研究人类生物特征为主流的自然科学，直到１９０１年美国提出“文化人类学”范畴，特别是１９２２年英国形成“社会人类学”范畴（现在统称为“文化社会人类学”），它才逐步演变成为以研究人类文化特征为主流的综合性学科。文化社会人类学最初崇尚“文化的科学”，形成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始，转而追求“文化的解释”，形成了象征人类学研究范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权力成为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核心议题，形成了以文化多元与政治多样性为主流的后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总之，《政治人类学评论》侧重于梳理人类学学科中所包括的理论内涵；特别是从文化社会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中，揭示政治人类学从“政治文化的科学”迈向“政治文化的解释”，最终又上升到“政治文化的多元”的学科发展路径。再一方面，政治人类学唯一载体即民族志的书写文体，如何能够通过“多声道”“对话”的政治文化模式，建构民主政治的平等、多元与合作的制度框架。民族志是研究者通过长时段田野调查方法，对某一认识客体（文化他者）的生活经历进行“深描”的书写文本，目的是认识他者的社会和文化；同时，民族志具有跨学科特征，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所不在，成为贯穿多学科发展的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民族志已不同于最初的“文化的科学”之定位，已经发展成为“文化的解释”并向“文化的多元”模式即“写文化”方向演进。总之，《政治人类学评论》侧重于梳理政治人类学“扎根理论”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本质；揭示政治人类学“扎根理论”从单向度的科学实证维度，向多元参与多维共建的发展路径，以及从简单事实罗列向文化象征符号演绎的发展逻辑。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创办，还将着手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框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即政治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范畴。据悉，复旦大学高研院近年来持续举办过“政策人类学”（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为主题的研讨会，“政策人类学”一说，大大拓展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范畴，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它的创新就在于把过度沉浸于象征符号等文化研究的政治人类学更近地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中，特别拉回到了政治生活与社会政策中，使政治人类学从“出世”的意气风发回到了“入世”的济世安邦中，从单向度地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视野回到了解决中国自己现实政治政策等困境的“本土化”立场。在这一点上，政治人类学“接地气”的学术范式与中国共产党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即“群众路线”，在政治科学的实践性、政治哲学的人文性、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扎根性等几个方面具有内在同一性。在政治人类学学术框架下，重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提炼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所蕴含的政治人类学学理成分，并通过政治人类学学科理论建设，推进“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与创新发展，或许是“政策人类学”在当下中国政治实践与文化再造的重要内涵之一，亦不失为中国特色政治人类学的一个努力方向。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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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８月８日于师大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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