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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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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月刊
特别策划
胡同生与死
匈奴的生物武器
厕所里的文明
澄泥砚的泥与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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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刊
特别策划
南米北面
门神的千年守望
“中国洋楼”何园
寻找斯基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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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刊 
特别策划 
胡同生与死 
匈奴的生物武器 
厕所里的文明 
澄泥砚的泥与宝 
---------------------------------- 
2月刊 
特别策划 
南米北面 
门神的千年守望 
“中国洋楼”何园 
寻找斯基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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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刊 
特别策划 
再见“土司王国” 
毒药的黑暗史 
火车从哪里来 
440年不倒的真武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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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我们的故事是从“离家”开始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一天，安徽省徽州府治歙县城西十五华里的棠樾村，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过村口的石桥。他回头望了一眼往日再熟悉不过的白墙黑瓦，又摸了摸怀里揣着的一枚铜钱，心里一阵凄惶。
　　从这一刻起，他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徽州故乡，在他身后渐渐落成了影子。
　　男孩叫鲍志道，是鲍氏家族的一员，虽然棠樾鲍氏曾是徽州大族，颇具财富，但鲍志道的父亲却不善积财。志道七岁开始读书，四年后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中断学业，只身出外谋生。临走前，鲍家已是一贫如洗，母亲只得从箱柜底层取出志道儿时的襁褓，摘下虎头帽上配镶的“康熙通宝”，交到儿子手中——家里就剩下这一枚铜钱了，母亲要他带在身上，一家子上上下下未来的生计就全靠他了。
　　这个故事在棠樾广为流传，我们不必去苛求细节的真实性，但少小离家确实是明清时代徽州乡间常见的情景。当中国绝大部分乡村的男男女女弯腰向田地讨生活时，徽州人却把希望投向了外面的世界。正如康熙年间的《休宁县志》所言：“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寄命于商”四个字，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徽州人的生存之道，但若论及初衷，却并不是愉快的选择。这要从徽州的山水讲起。
　　徽州一府六县，下辖之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皆为群山怀抱。从大的范围说，属于中国南方丘陵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安徽之脊黄山山脉雄峙徽州西北，并向西南方向延伸，形成皖南西部主要高峰——牯牛降。徽州东北是层峦叠嶂的天目山，东南是连绵起伏的白际山，二山为苏浙两省之界，因而徽州自古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只在群山之间有一些小型盆地和山麓平地，且广泛分布酸性红壤土，肥力不足，不利于庄稼的生长。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列举了徽州的种种天然之弊，譬如“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读来令人慨叹，常有人形容一地物华天宝，独享上苍眷顾，山多良田少的徽州显然不属此列。
　　被山困住若又人满为患的话，必然想要出山。徽州本地的土著居民原先是山越人，后来中国历史上几次由政治和战争引起的大规模北人南迁，比如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两宋之际的靖难之役，都为相对安全的徽州地区输送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到了明代，随着人口日增，徽州地狭人稠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要吃饭，要生计，就必须在务农之外走出大山，向四方求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几乎是旧时徽州人命中注定的人生轨迹。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我们的故事是从“离家”开始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一天，安徽省徽州府治歙县城西十五华里的棠樾村，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过村口的石桥。他回头望了一眼往日再熟悉不过的白墙黑瓦，又摸了摸怀里揣着的一枚铜钱，心里一阵凄惶。 
　　从这一刻起，他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徽州故乡，在他身后渐渐落成了影子。 
　　男孩叫鲍志道，是鲍氏家族的一员，虽然棠樾鲍氏曾是徽州大族，颇具财富，但鲍志道的父亲却不善积财。志道七岁开始读书，四年后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中断学业，只身出外谋生。临走前，鲍家已是一贫如洗，母亲只得从箱柜底层取出志道儿时的襁褓，摘下虎头帽上配镶的“康熙通宝”，交到儿子手中——家里就剩下这一枚铜钱了，母亲要他带在身上，一家子上上下下未来的生计就全靠他了。 
　　这个故事在棠樾广为流传，我们不必去苛求细节的真实性，但少小离家确实是明清时代徽州乡间常见的情景。当中国绝大部分乡村的男男女女弯腰向田地讨生活时，徽州人却把希望投向了外面的世界。正如康熙年间的《休宁县志》所言：“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寄命于商”四个字，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徽州人的生存之道，但若论及初衷，却并不是愉快的选择。这要从徽州的山水讲起。 
　　徽州一府六县，下辖之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皆为群山怀抱。从大的范围说，属于中国南方丘陵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安徽之脊黄山山脉雄峙徽州西北，并向西南方向延伸，形成皖南西部主要高峰——牯牛降。徽州东北是层峦叠嶂的天目山，东南是连绵起伏的白际山，二山为苏浙两省之界，因而徽州自古便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只在群山之间有一些小型盆地和山麓平地，且广泛分布酸性红壤土，肥力不足，不利于庄稼的生长。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列举了徽州的种种天然之弊，譬如“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读来令人慨叹，常有人形容一地物华天宝，独享上苍眷顾，山多良田少的徽州显然不属此列。 
　　被山困住若又人满为患的话，必然想要出山。徽州本地的土著居民原先是山越人，后来中国历史上几次由政治和战争引起的大规模北人南迁，比如西晋末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两宋之际的靖难之役，都为相对安全的徽州地区输送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到了明代，随着人口日增，徽州地狭人稠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要吃饭，要生计，就必须在务农之外走出大山，向四方求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几乎是旧时徽州人命中注定的人生轨迹。 
　　勤勉与慕色 
　　大概正是由于徽州本地的生存压力，以及出入徽州的水陆交通之艰辛，磨砺出徽州人吃苦耐劳的品格。顾炎武在《肇域志》里提到过一些赶考的徽州人，即使家资巨富，也是一身粗麻短打、赤脚蹬草鞋的模样，千里跋涉到京，竟然“吝舆马之费”，带把雨伞就上路了。外人听上去大概要大跌眼镜，而徽州人自己却甘之如饴。生意场上的徽商更是如此，他们不断自我革新，对更好生活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境。前文提到的鲍志道便是一例。 
　　初出徽州，稍有实力者会做小本生意，而像鲍志道这样的穷苦出身就只能先从伙计做起了。一路乞讨到达鄱阳后，鲍志道先是在同乡开设的商铺里帮工，这份工作收入微薄又相当辛苦，好在他一边干，一边还自学会计，几年下来，攒了一点本钱，就离开鄱阳，前往浙江金华经营浙盐，开始接触天下各业中获利最巨的盐业，不久又移居江苏栟茶场。 
　　江苏栟茶场是两淮泰州分司的主要盐场之一。当时两淮盐商分为场商和运商两种，所谓“场商”，是指在盐场向灶户购盐的商人，即“主收盐”，而“运商”则是那些认引运盐的商人，即“主行盐”，两相比较，后者更易得利。 
　　鲍志道在栟茶场主要做的就是运商。几单生意过后，经济条件又好了不少，但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二十岁那年，鲍志道定居盐业集散中心同时也是徽商大本营的扬州。我们知道，清代赋税之半来自盐业，而扬州的盐业经济乃全国之最，此时正值两淮运商极盛时期，鲍志道到扬州后先是辅佐政府经营盐业，不久后自成一家，逐渐做大。当时活跃在两淮的运商，光显著者就“有数百家”。政府从中选择实力最雄厚的担任总商，总领盐业运输，处理应对各种状况。据说，鲍志道在两淮总商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年，备受业界推崇。 
　　在鲍志道的发家史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乞求安逸裹足不前的惰性。这就无怪乎绩溪人胡适曾称呼徽商为“徽骆驼”了。“骆驼”这个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徽商不屈不饶的精气神。 
　　然而，一旦出了生意场，就算是骆驼，也难免有一晌贪欢的念头。徽州男子年纪尚小便要出门经商，因此早婚风气在徽州极为盛行，坊间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说法，实际上，不少人在更小的年纪就已经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明末有名的话本小说集《八段锦》中，休宁徽商陈鲁生的父亲曾做主为他娶了一房妻子汪氏，汪氏腹中有五个月身孕时，陈父竟要打发儿子出门，说“男儿之志在四方，岂毙于妻儿枕边！” 
　　徽州是徽商的梓里，但有的人一旦踏出家门，翻过大山，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机会返乡省亲，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商业城市才是徽商长期生活的地方。血气方刚的徽州男子哪里把持得住青春诱惑？明清江南市井大概流传着许多徽商慕色的花边新闻，反映在小说里，就颇爱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些情节。 
　　陈鲁生一到地方没几日，便饥渴难耐，被帮闲的马六头“诱入那勾栏中去玩耍”，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银子。同行的表叔陈尚义劝他“若怕凄凉，何不寻个媒人，娶个处女，早晚也可服侍。就是饮食汤水，也得如心。”陈鲁生欣然道：“老叔之言正合予意，快叫马六头来，寻媒说合，我实一时挨不得了。” 
　　徽州有一房，在外再娶一房，这在徽商中不算少见。有个专门的说法叫“两头大”，两房媳妇分居别处，互不往来，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妾有所不同的是，两房地位平等，各有住房和家产。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里，也记述了类似的情节。江苏太仓州江家小女被一个路过的徽商看上，徽商央了个熟事的媒婆到江家来说亲，媒婆得了钱，口吐莲花，三言两语就叫江老夫妇动了心。媒婆说：“这个朝奉只在扬州开当中盐，大孺人自在徽州家里。今讨去做二孺人，住在扬州当中，是两头大的，好不受用！亦且路不多远。”准女婿多金，女儿嫁出去又不受大房欺负，做父母的也就省了一半的心。而这种“两头大”的特殊婚姻模式，既满足了在外徽商的需求，也在徽州老家和客居地之间保持了微妙平衡。 
　　不过，徽州男子在外寻欢，却苦了留在徽州老家的女人。能干的徽州女人支撑起整个家庭，赡养公婆，抚养儿女，而同样青春年少的她们，却只能在马头墙下，天井院中，望花滴泪，望月长叹。清人所撰的《新安女史征》描写了一个徽州妇人，丈夫在婚后三个月便外出了，妇人每到年底，就用辛苦攒下的钱买回一颗珠子，以此记下丈夫离家的年岁。一年又一年过去，珠子一点点增多，等丈夫返回家乡时，妇人已去世三年有余，唯剩下一串“记岁珠”。女人的青春被年复一年的等待消磨殆尽，正因如此，徽州有特别多的闺怨歌谣，黟县有一首民谣唱的最为直白凄婉：“悔啊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大厅堂，贪什么高楼房，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我宁愿嫁给种田郎，日里田里忙耕种，夜里双双上花床。”在徽州乡间旅行，时常能见到明清时期的石牌坊，这其中有许多是贞节牌坊，旌表了一个个徽州的节妇孝女。歙县县城新南街有一座徽州最晚的牌坊，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石条上镌刻着一行字“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65078，这个数字实在是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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