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容颜

　　《记忆的容颜》中所收各篇文章，仍然是在《三联生活周刊》“口述”栏目陆续发表的。“口述”栏目始创于2006年，李菁担任主笔至今。2009年，她的第一本书《往事不寂寞》出版，周刊主编朱伟的序言和李菁自己的后记详细记述了栏目从创意到成型的过程。与《往事不寂寞》相比，《记忆的容颜》各文选题定位更为清晰，题材选择更为自信，结构处理更为圆熟，文字风格也更为鲜明。进步的背后当然是艰苦的付出。“口述”虽然以第一人称的语气写出，决不意味着记述人只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话题的选择和谈话方向的把握，最后成文的主线、结构和素材的采用，需要大量阅读背景资料，并每每考验记述者的见识和功力。一起来翻阅《记忆的容颜》吧！

     李菁，1973年1月出生。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先后任社会部记者、主笔。已出版《往事不寂寞》一书。

     因为家庭贫困，无力供其上学，直到十二岁他还在村里为人放猪。但是父亲的求知欲极强，他经常偷空到村里的私塾馆窗下听课，日积月累，竟也能熟练地诵读课文，爱惜人才的私塾先生便免费接纳了他。就这样，父亲在村里接受了几年的旧式启蒙教育。1913年，父亲考上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这是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他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还长于各种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 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它也是当时关外东三省最大的一个民众组织。青年会经常举办智力讲演、科学讲演等活动，吸引了包括父亲在内的青年学生，他也很快成为活动骨干。1918年，父亲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赖德，他非常欣赏我的父亲。青年会在沈阳算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由此也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青年，张学良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 青年会有一个不错的剐球场，张学良特别喜爱在此打网球，由此两人得以结识。父亲比张学良大五岁，他经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的活动，比如学习英文或是舞会，也介绍少帅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张作霖当时对我父亲也非常赏识。 父亲年轻时崇尚“教育救国”。1918年4月，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父亲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和几位同学一起，在一座废弃的破庙里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学校免费接收失学儿童，也免费供给课本与文具，使很多贫苦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东北首创。在社会各界帮助下， “奉天贫儿学校”越办越好，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发展成拥有六个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父亲因此也成为在沈阳有名的社会人士。 “贫儿学校”也得到了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注。张学良不但自己慷慨解囊，还让奉军中的高级将领带头捐资。郭松龄也对学校特别支持，他的夫人韩淑秀不但捐款，而且做义务教员，所以父亲与郭松龄夫妇的关系也特别密切。1925年冬天，郭松龄举兵反奉失败，郭松龄与韩淑秀被张作霖就地枪杀。父亲得知这一消息曾潸然落泪。为避免受牵连，他曾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后由于张作霖并没有牵扯其他人，他才又复出。 1927年，在张学良的赞助下，父亲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社会学。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和在伦敦大学教中文的舒台予——也就是后来的老舍结下深厚友情。父亲借留学之机曾去丹麦考察，我就是这期间在沈阳出生。 老舍跟父亲建议说：就叫这个孩子“丹麦”吧！所以“丹麦”成了我的小名。 我记得小时候动不动就有大人喊我唱个丹麦歌，其实我也不会，就唱些乱七八糟的英文歌，后来大人又嫌“丹麦”麻烦，改成了“丹丹”。 1929年，父亲学成回国，此时总干事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便劝说父亲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国人，父亲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和难得的。 在父亲的领导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得特别快，张学良赞助他一笔钱重新改造，将青年会一个小楼盖成四层大楼。青年会的旧址现在还保存在沈阳。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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