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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钱穆、季羡林大加赞誉

我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道一些著名学者的博学多识，但对于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狭隘而不够用了。他是中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人文宗师，在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

内容简介

汤用彤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他本着“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求”的治学精神，其文字对今人的学术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当现代人都在忙碌于追求物质利益之时，让我们返观汤用彤先生所缔造的佛学世界，在禅意中净化心灵，寻找人生的终极智慧。

作者简介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 祖籍湖北省黄梅县。著名哲学家、佛学家。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1893年8月4日生于甘肃渭源，1918年，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7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51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其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

目　　录

第一编佛理——在禅意中寻找智慧

第一编佛理——在禅意中寻找智慧


	 


	精灵起灭


	 


	省欲去奢


	 


	禅法之流行


	 


	仁慈好施


	 


	养生成神


	 


	神与道合


	 


	崇本贵无


	 


	贵玄崇有


	 


	明自然


	 


	白黑论之争


	 


	形神因果之辩论


	 


	夷夏之争


	 


	本末有无之争


	 


	言意之辨


	 


	 


	第二编论述——佛学与文化的融合


	 


	印度的佛教与哲学


	 


	梵书及奥义书


	 


	论瑜伽


	 


	正理论


	 


	揭秘《四十二章经》


	 


	《华严经》的流行


	 


	涅槃之学


	 


	隋唐佛学之特点


	 


	西行求法之运动


	 


	 


	第三编人物——高僧与名士的风骨


	 


	佛教入华名仕传说


	 


	释道安


	 


	鸠摩罗什


	 


	慧远


	 


	谢灵运与《辨宗论》


	 


	唐太宗与佛教


	 


	玄奘法师


	 


	反佛的韩愈与唐代士大夫


	 


	 


	第四编回归——中国佛教各宗梳理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


	 


	综论各宗


	 


	三论宗


	 


	天台宗


	 


	法相宗


	 


	华严宗


	 


	禅宗


	 


	净土宗


	 


	真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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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唐太宗与佛教

唐太宗与佛教


	 


	中国佛教之全盛甚难确定在何时。但自冠达舍道之年，爰及武媚授记之日，我国人士取精用弘，宗派繁兴。隋代唐初，尤称极盛。唯佛教势力之增长，抑亦有赖于帝王之外护。唐初佛教依人君之态度言之，则既有武德末年之摧折，夏因贞观文治受漠视。比之六朝帝王弘法之热烈，相去甚悬远也。


	 


	世颇有误以为唐太宗弘赞释教者。欧阳永叔亦惜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见《新唐书·本纪》)。但唐代诸帝中，太宗实不以信佛著称。睿宗时，辛替否上疏有曰：


	 


	大宗……拨乱反正，开阶立极。得至理主体，设简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奉天下职司，无一虚受。用天下财帛，无一枉费。……不多造寺观，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灭。……自有帝皇以来，未有若斯之神圣者也。故得享国长久，多历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则之。


	 


	及至武宗毁法，其诏书有曰：


	 


	况我高祖、大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唐太宗不但未以信佛著称，而其行事且间有不利于释子者。武德末，傅奕致力诋佛，颇倾动一时观听。《法琳别传》作者之彦琮，亦认为当时“秃丁”之诮，闾里甚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秃丁”“胡鬼”均傅奕语)。高祖遂下诏沙汰僧尼，并及道士。凡“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者，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侬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时武德九年（626）五月也(此据《旧唐书》，《新唐书》作四月)。六月而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事竟不行。


	 


	太宗虽未行武德毁法之诏，但贞观初年，叠有检校。《续高僧传·明导传》谓贞观初导行达陈州，逢敕简僧，唯留三十。导以德声久被，遂应斯举。又《智实传》曰，贞观元年（627）敕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又《法冲传》曰，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下文又曰，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云。)又《法向传》曰，贞观三年（629）天下大括义宁(二字原文如此)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得头巾者，并依还俗。其不得者，现今出家。观此则太宗即位之初，禁令仍严峻也。


	 


	自武德九年（626）后，清虚观道士李仲卿、刘进喜猜忌佛法，恒加讪谤。卿作《十异九迷论》，喜著《显正论》。贞观中，释法琳乃作《辩正论》八卷以驳之。有太子中舍辛谞著《齐物论》，破难释宗。慧净、法琳又复作答。当时唐帝自谓为老子之后，故道士之气甚张。而常固定佛道之先后，致生二教争执。贞观十四年（640）道士秦世英指斥《辩正论》，谓实谤皇室。帝下诏汰沙门，并下琳于狱按问。辩答往夏，语极质直。其言有曰：


	 


	窃以拓跋元魏，北代神君；达阇达系，阴山贵种。经云，以金易输石，以绢易褛褐，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


	 


	后太宗降敕，谓汝所著论，言念观音者，临刃不伤。朕赦汝七日，尔其念哉。七日旦，复敕问。琳答曰，七日以来，未念观音，唯念陛下。又答曰：


	 


	但琳所著《辩正》，爰与书史符同。一句参差，甘从斧钺。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有伏尸之痛。


	 


	后太宗卒免其死，放之蜀郡。于道中卒，年六十九。(上见《法琳别传》)


	 


	又太宗尝临朝谓傅奕曰：“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奕在贞观朝仍极力反佛。《广弘明集》八曰，贞观六年傅奕上疏，令僧吹螺，不合击钟。)奕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摹写老庄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颇然其言。(上见《旧唐书·傅奕传》)


	 


	盖太宗衷心对于释教并无笃信。其讨王世充，尝用少林寺僧人。及破洛阳，乃废隋朝寺院，大汰僧人。(事载《通鉴》武德四年。《续高僧传·慧乘传》谓此事出于高祖敕旨。)武德中法琳著《破邪论》，上书太子建成，有曰：“殿下往借三归，久资十善。”而上秦王书中，则仅颂其文德，未言信佛。是盖太宗初不信佛之明证。及即皇帝位，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贞观三年（629）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也。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怀也。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十有余寺。(见《法苑珠林》一百)今所知者，破薛举于豳州，立昭仁寺。破宋老生于吕州，立普济寺。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破刘黑闼于洺州，立招福寺。(参看《广弘明集》二八。又据《续高僧传·明瞻传》，谓瞻对太宗广列自古以来明君昏主制御之术，兼陈释门大极以慈救为宗。帝大悦，遂敕断屠。行阵之所，置昭仁等七寺。)征高丽后，于幽州立悯忠寺。均为阵亡将士造福也。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诏见《广弘明集》二十八，计度三千人，参看《续高僧传·明净传》。)贞观初年延波颇译经，或仅为圣朝点缀，但似亦有政治关系。综计太宗一生，并未诚心奖挹佛法。此或在僧人之败德，道士如秦世英之进谗(见《法琳别传》。据宋敏求《长安志》曰：“龙兴观本名西华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敕道士秦英祈祷获愈，遂立此观。”秦英想即秦世英，避太宗讳，除世字。《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三，谓西华观秦世英者，挟方术以自媚，因程器于储贰云云。太宗想原颇信此道士)。但太宗所以抑佛者，亦有其理由：


	(一)帝崇文治，认为佛法无益于平天下。故贞观五年（631）诏僧道致拜父母(见《续文献通考》)，则仍以礼教为先，贞观二年（628）语侍臣曰，梁帝好释老，足为鉴戒，“联今所好者，惟有尧舜之遭、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见《贞观政要》卷六)贞观二十年（646）手诏斥萧瑀(见《旧唐书》六三)曰：


	朕以无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思欲去伪归真，除浇反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鼓，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顿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瑀是梁武后人)。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辩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


	(二)帝虽亦自谓不好老庄玄谈、神仙方术(亦见《贞观政要》卷六)，但自以为系李老君之后，故尝先道后佛。贞观十一年（637）诏(见《法琳别传》)有曰：


	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暨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朕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宜有解张，阐兹玄化。


	总之，太宗所为，如为阵亡者立寺，如自称出中华望族，盖皆具有政治作用(参看《佛道论衡》卷三第八太宗对僧人语)。其于佛法，虽“非意所遵”，但仍未为傅奕、秦世英谗言所动而毁法者，则一，视之为“国之常经”，明主以不扰民为务；二，帝留心学问，旁及释典，亦常与义学僧接。如慧休，如慧乘，如明瞻，如智实，如法顺(均见《续高僧传》。法顺或因以神异显，故召见)。而最有名者，则为玄奘法师。


	贞观十九年（645）春，玄奘法师归自西域。凭绝人之毅力，博得西域各国之隆礼。其事功，其学问，其令誉，其风仪(太宗美法师风仪，见塔铭)，均足欣动人君。然奘师初到，请立译场，搜擢贤明，上曰，法师唐梵俱瞻，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奘固请乃许。(见《续高僧传》)夫翻译佛典，六朝视为国之大事。遑论“二秦之译，门徒三千”(奘告太宗语)，太宗知之已熟。而隋朝兴善上林之规式，犹近在人耳目。太宗果有心提倡，必不至拒奘所请。据此可知其对于译经，非有热诚。按贞观初年，波颇至自西突厥，朝廷曾为之立译场。审波颇初至，太宗适欲远交近攻，思连西突厥。波颇请得叶护信伏，或因此为太宗所垂背。而其译经时，《僧传》虽言礼意优厚，然时沙门灵佳即论其事曰：“昔苻姚两代，翻经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而道宣于《波颇传》，亦一则曰：“其本志颓然，雅怀奠诉，因而构疾”；再则曰：“人丧法崩，归斯及，伊我东鄙，匪咎西贤。”吾人观乎波颇译经之萧索，而应恍然于太宗谢绝奘师之请之故也。


	太宗自征辽之后，气力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遂颇留心佛法(见慧立《慈恩传》。太宗晚年并信方士药石)。亲制《圣教序》，敕令天下度僧尼(计一万八千五十人，但据辛替否“不多度僧尼”之言，此恐非确)，均从玄奘之请也。又曾共师听《瑜伽》大意，论《金刚般若》，其兴趣似首在学问。崩御之年，数告法师曰：“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是可知太宗晚年，因遭遇奘师，或较前信佛。但察其对于奘师所以特加优礼，实亦由于爱才。故曾两次请法师归俗，共谋朝政。此则劝人弃缁还素，与染武帝之舍道归佛者，自迥不相侔也。


	 


	 


	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602—664)俗姓陈，名祎。隋仁寿二年（602）生于缑氏之陈堡谷，即在嵩山少林寺之西北。兄弟四人，法师最幼。其第二兄长捷先出家，住手东都净土寺。因其奖劝，法师十三岁出家于洛。好学不倦，跋涉陕、蜀，就学名师。(其师承详第四章)武德五年(622)，法师二十一岁，于成都受具后，东下荆州，止天皇寺，讲《摄论》《毗昙》各三遍，深为汉阳王所敬礼。后又在相州；赵州，复至长安问学。法师既遍谒诸师，备餐众说，详考其义，各善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以释众疑。常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上，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遂结侣陈表。有诏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乃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秋首途，时年二十八也。


	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功毕还乡，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偕至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至彼。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凉州都督李大亮，因止不听行。有慧威法师，遣其弟子慧琳、道整二人，潜送向西。不敢公出，昼伏夜行，乃达瓜州。刺史独孤达优礼之。居月余，凉州访牒至，候捉玄奘。州吏李昌密促早去。幸访得一胡人相引渡玉门关。又得一胡老翁赠一瘦老赤马，马极谙西路，来去伊吾凡十五度。未至玉门关，胡人即生异心，引还，法师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经过烽候四处，几中箭射。唯得校尉王祥之维护，得安然西去。再前即渡莫贺延碛，古曰沙河，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苦心经》。四顾茫然，人马俱绝。中经四夜五日无滴水沾喉，几死。忽遇水得救，后遂得到伊吾，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迎。抱法师号哭曰：“岂期今日，重见乡人。”


	适高昌王文泰闻法师至伊吾，特远迎住高昌王城。夜半到，王及妃嫔出宫亲致敬礼，其供养极盛，并言曰：“朕与先王游大国，从隋帝历东西二京，及燕、代、汾、晋之间，多见名僧，心无所慕。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伏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法师再四谢之。后王竟欲强力相留，法师乃绝食四日，以死自誓。文泰深生愧悔，稽首礼谢。共入道场礼佛，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仍屈停一月，讲《仁王般若经》。讲讫，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衣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并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盖大雪山北六十余国，皆其部统故。后玄奘于素叶城逢叶护可汗，可汗重其贿赂，遣骑前告所部诸国，但有名僧胜地，必令玄奘到。于是连骑数十，盛若皇华。中途经国，道次参候，供给顿具，倍胜于初。


	玄奘法师自高昌西行，因须见突厥可汗，乃经大清池迂回过中亚细亚达印度，此中路程最为艰险。然前因高昌王之护送，后因叶护可汗之通告，屈支国、活国、缚喝国、梵衍那国、迦毕试国诸王均优礼之。而其间过大雪山之险，则有磔迦国慧性法师同行，慧性有声印度。奘师至迦湿弥罗国，王礼遇隆重。自后周游印度本土，广礼圣迹，于贞观十七年（643）首途归国。因高昌王有重见之约，故仍遵陆北行。(后玄奘并未至高昌，当系因文泰已死。)计前后所见所闻百三十八国，中所闻者二十八国。于贞观十九年(645)至长安，前后经十七载。而在印度时其声誉之隆，千古一人。时有戒日王者，于隋大业二年(606)为王，在位四十一年，威力震全印，版图极大。王为玄奘在其都城(曲女城)设大会，备极庄严，集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六千余人，到有东印度鸠摩罗王及其他十八国王，请法师坐为论主。称扬大乘，立真唯识量，序作论意，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破者，请斩首相谢。竟十八日，无敢论者。王命施与极厚，法师一皆不受。王命侍臣庄严一大象施幢，请法师乘，令贵臣陪卫，巡众告唱，表立义无屈。西国法凡论得胜如此。僧众竞为法师立义名，大乘众号曰，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众号曰，木叉提婆(解脱天)。后又因定于钵罗耶伽国立施场七十五日，请师随喜。戒日王、鸠摩罗王及十八国王皆参与，道俗到者五十余万人。会毕，法师辞众归国。王及诸众相饯数十里。戒日王仍以素做红泥封印，遣达官四人名摩诃怛罗送法师，所经诸国令发乘递送，终至汉境，亦可谓盛矣。唯法师在印时学问之勤奋，之广博，其造诣之深，尤为难能可贵。当详之第四章中，兹姑略之。


	玄奘法师归至于阗，即上表太宗。住七八月得敕，降使迎劳曰：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鄯于沮洙迎接。


	法师奉敕即进发。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至京城，时法师年四十四岁，迎者数十万众，如值下生。翌日大会于朱雀街之南，凡数百件，部伍陈列，安置法师于西域所得如来舍利一百五十粒，金檀佛像七躯。又安置所得经论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匹马负而至。自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道旁瞻仰者，烧香散花不断。时太宗将征辽，已至洛阳。法师东出谒见，相见大悦。帝谓侍臣曰：


	昔苻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


	是后即命翻译，国司供给，并许召大德为时推重者襄助。是后法师译经不辍，至高宗麟德元年(664)法师卒于玉华宫，计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翻译之情形，另略载第二章中。


	 


	综考僧传，长安寺庙名僧之最多者，当推慈恩、西明、弘福诸寺，则均玄奘之住寺也。大慈恩寺者，高宗为太子时所造，有屋一千八百九十七间，中有翻经院，奘师大弟子窥基、普光、法宝、嘉尚等为其中僧。西明寺者，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立，有十院，屋四千余间，藏经当最富，奘师上首圆测、道世所在地，而道宣亦其寺僧也。弘福寺者，太宗为太穆皇后立，玄奘居时较短，则智首、灵润所住寺也。


	综计奘师相从之人物，非唯集一时海内之硕彦，且可谓历代佛徒之英华。兹未能详述，略举其要者。按圆测法师，奘之神足，乃新罗国王孙。门人利涉法师，护法名僧，后圆照为之作传十卷，乃西域人也。元晓法师亦曾受学，乃华严大家，亦新罗人。此外尚有新罗顺憬、义湘，高昌玄觉等。是法师之教，声及外国矣。而南山道宣为之证义，是律宗之元匠。康居法藏为华严宗主，略与法师有一度因缘。东塔怀素是奘师门人，后为新疏之主。此外其翻译证义十二大德，缀文九大德，字学一人(玄应)，证梵一人(玄暮，贞观初原为波颇译语者)，俱时辈所推。由此可见其法会之盛。至若奘师开法相唯识、俱舍、因明之学，其弟子之以义学称者，指不胜屈。如窥基、圆测、神昉、嘉尚、普光，法相之名宿也，而窥基尤为元匠。如普光、法宝、神泰，则称为俱舍之三大家。窥基、神泰、顺憬，又以因明见称。而玄应者字学之大德，亦谓为奘师之门人。至若玄奘入印，声振五天。其后西行者数十辈，而义净亦因少慕其风而卒往天竺者也。玄奘法师促进佛教势力之功效，岂不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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