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新闻史本书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整个历史，考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益世报》等天津大报

本书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整个历史，考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益世报》等天津大报，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站在近代以来这些有担当的学者肩膀上，在更高处阅读民国报人，既是一部详尽的新闻史，也是近代中国人的心灵史。

本书钩沉了近代以来的天津新闻业的整个历史，考察了英敛之的《大公报》、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庸言》、雷鸣远的《益世报》等天津大报，采用了很多一手资料，站在近代以来这些有担当的学者肩膀上，在更高处阅读民国报人，既是一部详尽的新闻史，也是近代中国人的心灵史。

马艺，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文学系主任，曾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新闻传播学二级学科新闻学授权点学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地方新闻史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有《中国新闻传播史论》、《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史论稿》等著作。

绪  论

天津位居中国京城门户，东邻渤海，北依燕山，河海相通，气候温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很早就进入统治者的视线。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这个地带的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封建王朝的关注。据目前史料记载，金、元王朝统治者就开始在这里设有直沽寨河海津镇，驻有重兵。1404年，明成祖在此设卫筑城并取名天津，后逐渐形成由武清、沧州、静海三县分治的天津街，直接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重要门户。清代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几代皇帝，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鼎盛时期，但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中国遭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王朝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很快那“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由此, 腐败的封建统治者很快从盲目排外政策变为屈辱的媚外政策。从那时开始，中国门户洞开，外国人创办的报刊名正言顺地步入中国腹地，数量成倍增加。面对外来势力疯狂地武装侵略和新闻侵略，清政府竟然在本土上奉行只准外国人办报而不准华人自己办报的言禁政策。

1858年，天津大沽炮台失守后，清政府与英、法等殖民主义者通商和约签订，辟天津为商埠，大量外商和传教士涌入城内。清朝同治年间，天津很快成为中国北方交通发达的金融和商贸繁荣的集散中心。1886年11月，外国人创办的中英文两版的《时报》，成为天津新闻传播业的开端。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新闻传播历史的长河中，天津和中国其他地域的新闻传播业相比，似乎显得格外年幼。但在它日后的发展进程中，天津的新闻传播业却记录了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来的大量历史印迹，反映了自近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各领域的变化，并记录了众多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在国人办报的第一次办报高潮中，它迅速成为我国“灿若群星众多报刊中”的“三个宣传中心”之一，即：天津、长沙、上海。

1949年前，天津新闻传播业出现的各类形式的新闻媒体，无论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受到了全国及世界读者极大的关注。据目前研究者统计，天津在1949年前曾出现过中文报刊1325种（报纸275种，期刊1050种）；外文报刊44种（包括英、日、俄、法、德文）；通讯社61家；广播电台30多个。1949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天津新闻传播业发展迅速，先后出现的中文报刊有728种（报纸53种，期刊675种），除郊县外的广播电台共有7个。报刊的主要形式有：日报、晚报、画报、白话报、文艺报、副刊、体育报、商报等。报刊读者对象有：官员、外国人、商人，还有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综合性报刊和以工、农、青、妇、学生等为对象的专门报刊。报刊的性质各异，有以政论为主的报刊、综合性的时事报刊、官办报、私人办报、政党报、教会报、汉奸报等。

在天津近、现代新闻传播业中，曾先后出现过一批声名显赫的报刊和一大批著名报刊政论家、新闻工作者及报刊经营者。这些报刊有：《国闻报》、《国闻汇编》、《大公报》、《益世报》、《商报》、《庸报》等。重要人物包括：严复、梁启超、雷鸣远、张季鸾、胡政之、罗隆基、范长江、萧乾、徐铸成、王芸生、曹谷冰等。

天津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在全国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在世界第一座广播电台建立7年后，天津就出现了国人创立的广播电台，在当时国内名列第二。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天津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国内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历史人物来到天津，为了振兴中华，开始运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鼓吹变法维新，呼吁反帝救国，主持公理，揭露邪恶，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与封建顽固派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在报刊上的新闻实践活动，直接影响了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建立。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党的直接委派相继来到津门，继续利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团结爱国的新闻工作者，为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进一步传播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日后的历史阶段中，为新中国的建立做了充分的舆论上的准备，并形成了很多好的革命传统，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和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天津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这些门类众多的报刊和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实践活动，长期积累下来的办报办刊经验，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总结和借鉴这些大量的新闻实践活动的经验，研究中国新闻的衍变发展规律，对当今社会的新闻改革和媒介产业化的开发，无疑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天津新闻传播业出现，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截止到目前，虽然有不少学者和报界人士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在天津却没能出版一本全面总结和较系统地介绍天津新闻传播发展事业的著作。这是一件憾事。正是出于这些遗憾和责任，收集总结过去许多老报人所撰写的追忆文章和吸取研究者的专题研究成果，编写出一本较有系统的天津新闻传播史，应当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