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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论文的汇编。书中勾勒了作者研究哲学的历程，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等核心问题，提出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是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种力量所形成的张力制约下前行，从中国现代哲学的探索与创新角度指明了中国现代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并提出了“创建中国解释学”的理论构想，最后还缅怀了中国现代哲学家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作者简介

汤一介先生（1927—2014），湖北省黄梅县人，生于天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从1956年起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三智文化书院、什刹海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代表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大部分著作与论文已结集为十卷本《汤一介集》出版。主编有《汤用彤全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与李中华共同主编）、十一卷本《中华佛教史》（与季羡林共同主编）等著作。以古稀之年主持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

目　　录

我的哲学之路
我的哲学之路
我为什么没有成为哲学家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
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
“有”与“无”
阴阳五行观念与中国医学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
中国的儒道文化可以让文明不再冲突
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
“国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
马一浮的国学观
——为《马一浮全集》所写的序

我的哲学之路 我的哲学之路 我为什么没有成为哲学家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 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 “有”与“无” 阴阳五行观念与中国医学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 中国的儒道文化可以让文明不再冲突 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 “国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 马一浮的国学观 ——为《马一浮全集》所写的序 论儒学的“普遍价值”问题 《纬书》或含“儒家神话”解读密码 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前途 ——为台湾《中国论坛》写 五四运动的反传统与学术自由 文化热的前前后后 五四运动与中西古今之争 “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中国现代哲学的探索与创新 什么是“现代”？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 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现代哲学 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 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现代哲学 儒家思想及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传承文化命脉推动文化创新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 建构中国解释学问题 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 ——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缅怀中国现代哲学家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论马一浮的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 沉思?探索?融通 ——张申府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汤用彤先生的治学态度 汤用彤与熊十力 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 又一位中西兼通的哲学家去世了 ——纪念贺麟先生 我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理解 怀念张岱年先生 怀念邓广铭先生 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 读王元化同志《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附录汤一介：“我不是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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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言

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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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欢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进入大学哲学系以后，开始也还能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外在的和自身的原因，我逐渐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早期那种喜欢思考一些问题的兴趣，由于“解放思想”的提出,又被唤起。我最早怀疑的是日丹诺夫提出的所谓“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反动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进步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因为从中外哲学史上看，正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交互作用推动着哲学史的发展，甚至有些长期影响着哲学发展的概念命题和方法也是由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出的。于是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认识世界的历史来看哲学的发展，例如，正是老子提出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使“道”这一概念成为中国哲学中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孔子“仁者，爱人”的命题，使“仁”被确立为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西方，由希腊哲学家提出的Being概念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西方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中国学界的关注，为此召开了好几次有关“范畴”问题的讨论会。
收入本卷第二部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的文章，都是从某一问题出发，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提出我的看法。例如，《阴阳五行观念与中国医学》是想说明，正是到秦汉之际，两个原来并不相同的《周易》的阴阳系统和《洪范》的“五行”系统相结合，产生了京房的“五行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等等，以及中国医学的《黄帝内经》。《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则是想说明，“事实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不同，“叙述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对“事实的历史”的认识，它是某种历史观的产物；既是一种“历史观”，它就有着对历史事件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而“正义”与“非正义”是一是非善恶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哲学”可以说是讨论“真”的问题，“美学”可以说是讨论“美”的问题，而“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观的历史学）应该是讨论“善”（即合乎或不合乎“正义”）的问题。《论儒学的“普遍价值”问题》一文针对的是企图否定哲学（思想理论）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观点。我认为，如果否定思想理论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那么就将否定任何民族的思想理论中存在为其他民族认同的“价值”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普遍价值”的意义了。从而我提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这样才可以实现全人类走向和谐共处的理想。因此，在这一部分中，我大体上都经过长期思考，而就某一问题说说我对这问题思考的所得。

自序 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欢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进入大学哲学系以后，开始也还能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外在的和自身的原因，我逐渐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早期那种喜欢思考一些问题的兴趣，由于“解放思想”的提出,又被唤起。我最早怀疑的是日丹诺夫提出的所谓“唯心主义”是错误的、反动的，“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进步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因为从中外哲学史上看，正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交互作用推动着哲学史的发展，甚至有些长期影响着哲学发展的概念命题和方法也是由唯心主义哲学家提出的。于是我想，我们是否可以从认识世界的历史来看哲学的发展，例如，正是老子提出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使“道”这一概念成为中国哲学中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孔子“仁者，爱人”的命题，使“仁”被确立为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西方，由希腊哲学家提出的Being概念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西方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中国学界的关注，为此召开了好几次有关“范畴”问题的讨论会。 收入本卷第二部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的文章，都是从某一问题出发，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提出我的看法。例如，《阴阳五行观念与中国医学》是想说明，正是到秦汉之际，两个原来并不相同的《周易》的阴阳系统和《洪范》的“五行”系统相结合，产生了京房的“五行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等等，以及中国医学的《黄帝内经》。《略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正义观》则是想说明，“事实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不同，“叙述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对“事实的历史”的认识，它是某种历史观的产物；既是一种“历史观”，它就有着对历史事件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判断，而“正义”与“非正义”是一是非善恶的问题。因此，我提出“哲学”可以说是讨论“真”的问题，“美学”可以说是讨论“美”的问题，而“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观的历史学）应该是讨论“善”（即合乎或不合乎“正义”）的问题。《论儒学的“普遍价值”问题》一文针对的是企图否定哲学（思想理论）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观点。我认为，如果否定思想理论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那么就将否定任何民族的思想理论中存在为其他民族认同的“价值”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普遍价值”的意义了。从而我提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这样才可以实现全人类走向和谐共处的理想。因此，在这一部分中，我大体上都经过长期思考，而就某一问题说说我对这问题思考的所得。 第三部分“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是对五四运动以来历史的反思，主要讨论的是两个问题：五四运动后推动中国文化前行的并不完全是革命的“激进主义”，而实际上是由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所形成的张力制约着而前行，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断绝。另外，“启蒙”与“救亡”并不矛盾，正是“启蒙”唤起了“救亡”，而“救亡”深入了“启蒙”，只是因某些政治因素的干扰有时会使“启蒙”与“救亡”两者不能协调。 第四部分“中国现代哲学的探索与创新”同样是从当时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出发来探讨我所注意到的问题。当时有不少学者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近代史一直存在“中西古今之争”，我认为这是对的。但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们是否应考虑如何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而走向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呢？于是我写了《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了“创‘反本开新’之路”或“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我又写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我借用了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提出现在我们不能再“照着讲”中、西、马学说已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接着”来发展他们的学说，以便使中国学术文化走上真正“创新”的路。为试着使中国学术文化在“传统”中“创新”，我写了《儒家思想及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期图找到“儒学”和在西方刚刚开始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否有着某些可以契合之处，并使“儒学”能和现代西方哲学接轨。在《传承文化命脉推动文化创新》一文中，我所考虑的是，由于“儒学”（我们学术文化的旧传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无法与它割断；而在百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变革、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当今支配中国社会的新传统），这两者之间是否能找到某些有利于中国社会合理发展的契合点，并能在某个方面可以起到互补、互助借鉴的作用，以建构新型的适合中国社会并能影响世界的哲学学说。当然，这两篇论文只能说是一种初步的尝试，能否成功需要经过众多学者的批评和讨论。 第五部分“建构中国解释学问题”的写作是我有见于在西方学术界“解释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解释学”的思潮。这种思潮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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