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 1962.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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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 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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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09年11月01日
  • 开 本: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0686712
作者:张素华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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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没有过的。况且是在国家财政**困难,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易决定的事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那么,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些什么情况呢?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作者张素华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大跃进”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来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

 
内容简介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县委书记以上二七干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更令人发生兴趣的,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对之后历史的深远影响。
    大会的起因,是党想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但后来会议日程和主题发生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改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宽松的民主氛围,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话题。受大会鼓舞,1962年春夏,全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但不久,局势再变,*重提阶级斗争,七千人人会及会后产生的认识上的分歧,成为后来“文革”发生的一个远因。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作者张素华集多年采访、材料收集和研究心得,第一次全面、深入、详细地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经过和曲折的全过程,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对各省委、县负责人的情况,都有详细分析。《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

目  录
前言
为什么要开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会议?
谁在筹备和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报告的经过
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改变着大会进程
毛泽东究竟对报告怎么看?
七干人果然议论纷纷
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也起波澜
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解释和说明
最是大节见真知——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
林彪临时决定抛开事先准备的讲话稿
春节,毛泽东“放了一把火”,要开“出气会”
毛泽东的讲话把大会推向第二个高潮
从省委书记到部长的检讨
前  言
写完这本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没有一点超然事后的轻松感。书中的人和事,仍然不断地在心里,在脑海里反复出现。那毕竟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又是一次非常的会议。至于这次七千人大会的规模,为什么那么大,时间又那么长,自然因为事关重大,但与那个时期,毛泽东提倡开大会、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也多少有些关系。这次大会的情况,大会的结果,对于国家日后的走向,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书中各个人物的命运,在后来的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书中的事,至今仍被人们深刻地关注着,有些事在我们今天还仍然在发生着。上网搜索了一下有关七千人大会的相关信息,竞发现涉及上百万条之多,但细看,却有很多重复的,或仅廖廖数言,甚至言不及义。可见,七千人大会的话题是人们十分关心的,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研究。我觉得,对七千人大会做全面的介绍和观察,不仅必要,而且重要。它涉及到上个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之路的关键一环,无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是对未来探索与发展,都有借鉴的意义。
要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同志,因为他的提议和支持,我才写作和完成了这本书。还有诸多同仁和受访者,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这本书是在几年里用拉拉杂杂的零散时间写成的。写完后不免还有很多的遗憾,不少地方写得还不到位,一方面缺少时间再统改一遍,一方面又觉得水平有限,只能在这里敬请读者见谅,权当抛砖引玉吧,欢迎来自各位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期望这段历史能得到更深入细致的展现!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是没有过的。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易决定的事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那么,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些什么情况呢?确实有着不少非常的因素。
关于会议的远因
我想,当我们追溯召开这次大会的远因时,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是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这个运动的失败,既是“牵动、影响随后二十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链环’”,又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的这些话,向人们坦示了他的心迹,他的愉快与不愉快是和中国的强大、人民的幸福与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他总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点,总是想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国从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从国土面积来说,是世界第三大国;从人均资源来说,是一个量少的国家;从经济实力判断,又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用毛泽东的话说,还是“一张白纸”。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原始、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试图通过发动全国人民靠日夜苦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摘掉中国贫穷落后的帽子,就可以使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英赶美,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倒三座大山,既然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很短的时间内,便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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