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西人汉语教材研究丛书近代来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研究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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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针对传教士汉语教材进行研究，可知传教士汉语教材从汉语会话、蒙学编译到语法教学，其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与教学方法都有开创性的探索，开启了近代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先河。

内容简介

《近代来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研究》主要围绕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汉语研究展开。选取马礼逊等14名著名传教士汉学家的汉语教材，从第二语言教学、西人自编汉语教材的视角，做专人专书研究。

作者简介

王澧华（1961— ），男，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吴颖（1965—），女，博士，女，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化本科专业负责人。

目　　录

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研究………………………………………………黄畅（1）
麦都思《汉英对话、问答与例句》研究……………………………………董丽娟（）
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中的语音研究………………………………江莉（）
窦乐安《汉语语法自学》研究………………………………………………郑雪萍（）
鲍康宁《日日新》研究……………………………………………………倪春凤（）
比丘林《汉文启蒙》研究……………………………………………………黄畅（）
罗存德《汉语语法》研究……………………………………………………董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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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言：近代西方传教士与汉语国际教育
（德国）柏寒夕（Dr.Michael Bauer）

全世界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逐渐成为一座“地球村”。与此同时，中国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世界的第三个千年是“亚洲的千年”，主要也是“中国的千年”。中国逐渐成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巨大希望。与此同时，中国也总是需要“桥梁建筑师”——“中国通”，通过他们的牵线搭桥，使大家更深入地认识理解这个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在这个文化引荐的过程中，汉语像一把开启文化之门的钥匙，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回顾历史中的那些“桥梁建筑师”们的硕果，并不是为了依样画瓢，而是从中汲取精华，传承重要的思想闪光点，必定大有裨益。

序言：近代西方传教士与汉语国际教育
（德国）柏寒夕（Dr.Michael Bauer）
 
    全世界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逐渐成为一座“地球村”。与此同时，中国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许多专家学者认为： 世界的第三个千年是“亚洲的千年”，主要也是“中国的千年”。中国逐渐成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巨大希望。与此同时，中国也总是需要“桥梁建筑师”——“中国通”，通过他们的牵线搭桥，使大家更深入地认识理解这个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在这个文化引荐的过程中，汉语像一把开启文化之门的钥匙，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回顾历史中的那些“桥梁建筑师”们的硕果，并不是为了依样画瓢，而是从中汲取精华，传承重要的思想闪光点，必定大有裨益。
过去的20年中，在国内外诸多形式各异的学术殿堂，国际汉学界对汉语的贡献这个主题，已经结出了诸多学术研究成果。例如：张西平教授领衔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而在中国东海岸的上海，专家学者在过去几年中的研究，也结出了引人注目的硕果。与此同时，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对此也做出了令人惊喜的贡献。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学院的汉语语法研究领域被语法学家们熟知，而对外汉语学院也凭借对国际汉学史中的汉语语法分析，逐渐赢得学术界的关注。这从很大程度上，也应感谢来自湖南的王澧华教授，他不仅以文学研究见长，同时又兼备儒家的智慧和谦逊，以及湖南老乡的革新意识。
   《近代来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研究》是这位具有坚韧意志的湖南学者在汉学界的首批硕果。论文主要选自他学生们的硕士论文，主题围绕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汉语研究展开。其中主要涵括14位传教士的著作：五位来自英国，三位来自德国，三位美国人，一位法国人，一位俄罗斯人，一位澳大利亚人。王澧华教授的工作好比在“雷区（敏感地带）”冒险。因为这些传教士中的许多人，是在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之后，踏入中国的国土。在大陆官方历史中，他们迄今仍然被普遍描述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如果我们今天为他们戴上“进步的革命家”光环，当然也不正确。而张西平教授对传教士们贴切的评述，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传教士入华肯定不是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中华归主’。” 他由此表明：传教士的工作主要出于宗教性目的，在从事这项事业时，也收获了语言学的显著成果，正如他对此给予的肯定：“甚至可以说，从汉学的角度来看，明清来华传教士的这些汉文写作的作品，直到今天西方的汉学家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这些在中国士人们帮助下出版的欧洲早期汉学的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直接和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紧密相联。” 
    此书中的每一篇论文都是独立个体，笔者无法，也不愿在篇幅有限的前言中逐个分析每篇文章，但笔者在此想把这部《近代来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研究》的特色总结为三点，这三点内容表明：这部论文集确实填补了研究的空白。
第一，涵盖面较广。
    《近代来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研究》并没有受到国家或民族宗教派别的局限，是一部国际化的作品，内容不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传教士或汉学家，而以国际化的视角，描述分析了来自六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作品。其中既包括了基督新教传教士，又包括了天主教传教士。许多著作，把明朝的传教士归类为天主教传教士，而在清朝时期几乎只提到了基督新教的传教士，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有意思的是：这部作品集不仅涉及著名的传教士，例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以及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而且也分析论述了迄今在汉学界几乎名不见经传的赫德明（Joseph Hesser，1867—1920）和魏若望（Johann Evangelista Weig，1867—1920）的作品。内容的丰富多彩，在我看来丝毫没有显得杂乱，而这也正是这部作品出彩的一面。
第二，所有作品的成书背景都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
    人们可能因此提出异议：年代相对来说太晚。这些作品的成书年代，在第一部由外国汉学家所著的汉语作品之后好几百年，而这也正是这个时期传教士汉学作品吸引人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作品首次采用了北方官话（北方官话正是当今普通话的前身），作为著作的语言基底。而几百年前的汉学家，通常不用北方官话，而用“南京话”撰写他们的作品。 除此之外，19世纪传教士的作品也已经以19世纪初兴盛的比较语言学知识为基础。同一时代的伟大语言学家中也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从学科性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传教士作品值得我们研究。
第三，19世纪还有一批伟大的欧洲汉学家，虽然他们本人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却撰写了极具影响力的汉语教科书。例如： 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和甲柏连孜（Hans Conon von derGabelentz，1807—1874）。乍一看，此书中所分析的作品与上述汉学大家的著作相比，似乎重要性较小。从特定的视来看，可能确实如此。即便如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上述汉学家的作品主要论述了书面汉语，他们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基于古代汉语。而《近代来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研究》中所论述的汉语教材大多以实用为主，较少涉及学术象牙塔式的基础理论论述，而更贴近当时实际情况，是以实用性为主导的教科书。这些作品的目的和内容，并非为古汉语语法归类，而是帮助清朝末年在华的“老外”们克服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障碍，逐渐掌握这门语言。
    这些作品恰好处在“泉源”的中央。现今的普通话也正是从此“泉源”中发展而来；而古汉语、北方官话、西方语言的影响以及西方语言学的模式也正是在这个“泉源”中相遇。西方传教士们甚至成为了这个语法发展的承载者，而这也不一定是刻意而为。当我们来看当今的普通话时，就会发现古汉语甚至北方官话并不是构成现代汉语的单一元素，西方语言以及语法的影响也构成了显著的因素。 而在中间起推动作用的“一丁点儿”力量，也正是来自于这些传教士们。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这本论文集的研究对象主要是19世纪的传教士。笔者看来，这些原因使得这部小小的论文集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请允许我在此提一个小意见，更多也是一份期许：读者也期待未来的论文集中能够出现更多国家的传教士汉学著作研究，例如：葡萄牙的传教士公神甫（Joachim Alphonse Goncalves，1780—1844），或者现今几乎被人遗忘，但当时在上海影响较大的意大利传教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
综上所述，笔者在此坚信：这部论文集填补了重要的历史空缺，对未来也同样意义重大，并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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