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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前总理与中美苏三大国伟人们的内幕谈话纪实，20世纪末国际风云录。
中国所从事的改革，就其复杂性来说，远远超过了当年路德维希·艾哈德那种政治家的伟业。
大多数美国人，甚至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对世界的认识犹如坐井观天，仅仅局限于他们自己的国土……在判断和对待其他国家的利益时，往往表现得幼稚可笑。
苏联领导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易受伤害……他们不理解，过分膨胀自己的安全体系，必然会引起西方邻国的恐惧。
日本首先是在邻国缺少朋友。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他们以不理解的态度对待邻国的怀疑。
　　　　　　　　　　　　　　　——赫尔穆特·施密特

内容简介

本书是施密特从政期间，特别是就任德国总理八年中，与苏联、美国、中国三大国领导人会晤的回忆录。
　上个世纪后半期国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东西方关系发生深刻而微妙的变化，经历了缓和、僵持、对抗等几个阶段。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施密特在这一系列变化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书精辟解析了大国伟人们鲜为人知的言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部难得的国际风云录。

作者简介

赫尔穆特·施密特，德国前总理，德国和世界政坛备受尊重的前辈政治家。施密特1975年应周恩来之邀来到中国，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见过面的德国总理。他从政期间，积极促成德国与中国的建交。在西方世界，施密特被认为是在经济政

目　　录

新版前言
作者中文版序言
译者的话
德文版前言
第一部分　同俄国人相处
　俄－苏连续性
　苏联的战略和德国的利益
　第一次访问勃列日涅夫
　中间插曲
　勃列日涅夫在朗根霍恩
　政治局修正了自己
　老年体制的崩溃
　戈尔巴乔夫推行根本性改革
　裁减军备——一个历史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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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同俄国人相处
1973年5月，我在联邦总理勃兰特当时的官邸第一次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见面。这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而同时又善于政治谋算的大俄罗斯人，和一个虽然头脑冷静但又并非毫无情感的北德意志人之问建立一种非常特殊的个人关系的开端。当时，勃兰特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非正式晚宴，只有10至12个人参加。由于勃兰特和勃列日涅夫以及双方外长谢尔和葛罗米柯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多次见过面，这次谈话进行得比较轻松并且是非正式的，尽管谈话是断断续续的，因为要逐段进行翻译而不得不一再打断。逐段翻译，不可避免地要中途停顿，使人有时间仔细整理自己的思想。这使谈话失去自发性，但却增强了明确性。
在晚宴进行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情不自禁地做了一番独白，诉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他是故意这样做的，还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我至今没有弄清楚。他谈到，特别是在乌克兰，人们所受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当时他在那里担任第18军的少将衔政委。勃列日涅夫越说越激动，他动人地描绘起遭受损失的许多新的细节、战争的恐怖以及德国人犯下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他不断地把这些德国人称之为“法西斯大兵”或“法西斯入侵者”。
我也经历了这场战争。我明白，他是多么有道理。我也明白，他这样讲是有根据的，尽管他在一些地方有意夸大其词。维利·勃兰特和在场的其他德国人一定有类似的感触，因为我们大家都满怀敬意地倾听他的长时间的诉说。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用意是使东道主感觉到这个巨大的转折，感觉到他和俄国人为了决心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合作，为了签署莫斯科放弃武力条约和四国柏林协定，以及为了到波恩来访问昔日的敌人，作了多大的自我克制。
当勃列日涅夫在作这种描绘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战争年代，这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回忆起塞契夫卡村燃烧时散发出来的气味和道路两旁的尸体，我所在的防空营曾不时地接到命令，用两厘米口径的高射炮射击一些村庄，使之起火，以便把躲在村子里的敌对的抵抗战士驱赶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后方的一个后勤供应基地看到一卡车俘虏所受的非人待遇时，我是多么的不理解和惊愕。我也回忆起上级关于处置政委的命令，虽然我们不一定亲自看到这一命令执行的情况，但对这项命令将被执行，即被俘的政委将被枪决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想起了当时我们都害怕同被俘的俄国士兵接触，我重又想起了，1941年入冬以后，我们不得不到房子里寻找地方睡觉——德国人睡地铺，俄国人睡火炕——当时德国士兵和俄国老百姓都相互害怕对方。我忆起了当时我们自己的惊恐情景，忆起了一位下腹部受重伤的战友临死前令人惊恐的可怕的叫喊声。从遗忘中重新唤起了我当年失魂落魄的恐惧：1941年12月，我们在克林附近被切断和包围，面临被俘的危险。勃列日涅夫说得对：战争是可怕的，是我们德国人把这场战争引入到他的国家。

第一部分 同俄国人相处 1973年5月，我在联邦总理勃兰特当时的官邸第一次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见面。这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而同时又善于政治谋算的大俄罗斯人，和一个虽然头脑冷静但又并非毫无情感的北德意志人之问建立一种非常特殊的个人关系的开端。当时，勃兰特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非正式晚宴，只有10至12个人参加。由于勃兰特和勃列日涅夫以及双方外长谢尔和葛罗米柯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多次见过面，这次谈话进行得比较轻松并且是非正式的，尽管谈话是断断续续的，因为要逐段进行翻译而不得不一再打断。逐段翻译，不可避免地要中途停顿，使人有时间仔细整理自己的思想。这使谈话失去自发性，但却增强了明确性。 在晚宴进行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情不自禁地做了一番独白，诉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他是故意这样做的，还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我至今没有弄清楚。他谈到，特别是在乌克兰，人们所受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当时他在那里担任第18军的少将衔政委。勃列日涅夫越说越激动，他动人地描绘起遭受损失的许多新的细节、战争的恐怖以及德国人犯下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他不断地把这些德国人称之为“法西斯大兵”或“法西斯入侵者”。 我也经历了这场战争。我明白，他是多么有道理。我也明白，他这样讲是有根据的，尽管他在一些地方有意夸大其词。维利·勃兰特和在场的其他德国人一定有类似的感触，因为我们大家都满怀敬意地倾听他的长时间的诉说。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用意是使东道主感觉到这个巨大的转折，感觉到他和俄国人为了决心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合作，为了签署莫斯科放弃武力条约和四国柏林协定，以及为了到波恩来访问昔日的敌人，作了多大的自我克制。 当勃列日涅夫在作这种描绘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战争年代，这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回忆起塞契夫卡村燃烧时散发出来的气味和道路两旁的尸体，我所在的防空营曾不时地接到命令，用两厘米口径的高射炮射击一些村庄，使之起火，以便把躲在村子里的敌对的抵抗战士驱赶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后方的一个后勤供应基地看到一卡车俘虏所受的非人待遇时，我是多么的不理解和惊愕。我也回忆起上级关于处置政委的命令，虽然我们不一定亲自看到这一命令执行的情况，但对这项命令将被执行，即被俘的政委将被枪决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想起了当时我们都害怕同被俘的俄国士兵接触，我重又想起了，1941年入冬以后，我们不得不到房子里寻找地方睡觉——德国人睡地铺，俄国人睡火炕——当时德国士兵和俄国老百姓都相互害怕对方。我忆起了当时我们自己的惊恐情景，忆起了一位下腹部受重伤的战友临死前令人惊恐的可怕的叫喊声。从遗忘中重新唤起了我当年失魂落魄的恐惧：1941年12月，我们在克林附近被切断和包围，面临被俘的危险。勃列日涅夫说得对：战争是可怕的，是我们德国人把这场战争引入到他的国家。 但同时，他的片面性却是不对的。不仅德国士兵，俄国士兵也对他们当时的敌人犯下过暴行。而且，如果他把过去的德国士兵都看作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他就错了。正如我们当年的敌人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一样，大多数德国士兵，他们的军士、军官和将军并不都是纳粹分子。双方都以为是在为祖国服务并且必须保卫祖国。人们早就知道，双方的司令官都是冷酷无情的。勃列日涅夫单单控诉希特勒，难道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斯大林也曾把他的某些敌手搞掉了？我丝毫无意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勃列日涅夫也没有理由谈论苏联的战争罪行。尽管如此，我仍决心加以反驳。 不，实际上不是反驳，而是向他和他的陪同人员展示这场战争的另一面。勃列日涅夫大概讲了20分钟。我轻声地、谨慎地开始叙述我的观点，但我讲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维利·勃兰特悉听一位前德国士兵其便，而这个士兵不久前还掌握着对联邦国防军的发号施令权。 我承认，勃列日涅夫说得很有道理，但我反驳了他关于法西斯士兵的说法。我陈述了我这一代人的情况：我们中只有很少人是纳粹分子并且相信“元首”，这些人是例外。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有义务执行军事上司的命令，而这些军事上司也是同样的想法，他们中间也只有很少人是纳粹分子。事实上，我在国防军里当兵的八年中，我的上司或指挥官没有一个是坚信不疑的纳粹分子。不过，我当时被教育成了一个爱国者。 我提请勃列日涅夫注意那些一方面作为爱国者曾同敌人作战，另一方面又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他们愿意谋反，但不愿意叛国。我谈到那些被炸毁的城市里人们死亡的情况，以及在逃亡和被驱逐时的苦难，谈到我们在前线时连续几个星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妻儿在家里是否还活着。我们在夜里诅咒希特勒和战争，而在白天又在尽我们作为士兵的义务。我向我们的苏联客人说明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德国士兵是如何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下经受了这场战争和经历了种种苦难。 这一切对勃列日涅夫是否都是新鲜事，我无法判断，但我可以看出，他注意地倾听了我的陈述。这次对战争痛苦的回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相互尊敬。从1974年我第一次去访问他，到1982年他逝世和我离开联邦总理的职位，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这种相互尊敬为特点的。在这八年中，我们曾有两次或三次提到1973年5月那次谈话。1980年夏，当我在克里姆林宫一次气氛相当紧张的会见中提到“总书记先生，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由自主地打断我说：“这是真的。” 1973年，在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我在联邦政界已经从事了20年的工作。作为联邦议院的议员、议会党团主席和国防部长，我对世界已有一定的了解，包括历史上俄国的发展和当前苏联的实力政策作用。不论是1967年大西洋联盟按照哈默尔报告通过的西方双重总战略，还是1968年以后里查德·尼克松对苏联实行的限制军备政策，或者是1969年秋维利·勃兰特当上总理后开始执行的东方政策，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新的考虑。相反，我在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设想，这反映在我在联邦议院和我党党代会上的发言中，反映在我的关于战略问题的两本书中以及我作为北大西洋联盟部长理事会成员的言行中。 很早以来，我就是双重并重的坚定卫士，主张既要用西方共同的防御能力遏制苏联的进一步扩张，又要在这种已经建立起来的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同苏联进行合作。不仅在军备限制和经济交流领域里，而且希望有朝一日也在文化领域里。一句话：我主张推行均势总战略和东西方利益均衡。 1974年10月，当我根据勃兰特和勃列日涅夫早先达成的协议，第一次作为联邦总理访问苏联首都时，莫斯科肯定有了仔细编写的关于新任联邦总理观点的人物介绍。人们肯定已经审查过，1941年和1942年在第一装甲师服役的这位年轻军官曾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参加过作战，他是否可能犯下过什么罪。人们肯定对我同我的妻子洛姬和女儿以及工作人员沃尔夫冈·舒尔茨一起——1966年夏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的一次私人休假旅行作过记录。 那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旅行：我驾驶我的一辆奥佩尔汽车，口袋里装着不少国际旅行支票，从纽伦堡经布拉格、布雷斯劳、华沙，直到这两个俄国大城市，回程经赫尔辛基，总共5000公里行程。苏联警察沿官方的路线对我们的到达作了记载，并且立即用电话作了报告，这是瞒不了我们的。他们肯定也对我们的兴趣所在和我们的谈话伙伴作了报告。克里姆林宫诺夫哥罗德大教堂的金属大门，特别是列宁格勒城市建筑的优美，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记忆，还有地处芬兰湾、颇有欧洲风味的这座城市的亮如白昼的仲夏之夜，它的美丽的运河和码头，以及冬宫里几乎是无可比拟的艺术宝库。 苏联外交部让一些精心挑选的苏联记者，通过深入的交谈来摸摸这位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的锋芒。最后同当时的副外长谢苗诺夫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谢苗诺夫后来在我任总理时任驻波恩大使，他对德国艺术、德国历史和德国利益颇有了解。他在1966年的这次谈话中，一再把话题引向苏联的经济发展，并且提出了同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思想。我接过这个话题，但把谈话的重点放在稳定欧洲战略均势，以及联邦共和国同苏联和各个东欧国家达成放弃武力协议上面。其中，我也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包括在里面，谢苗诺夫对这一点特别感兴趣，但对此不表示任何态度。 因此，1974年莫斯科对我关于相互利益的观点一定已经有足够的可靠资料。可以肯定，莫斯科也一定拥有1969年的相应记载，当时，我的亲密朋友阿勒克斯·默勒、埃贡·弗兰克和我作为当时的社民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对莫斯科进行了一次所谓的正式访问。1969年是个大选年。波恩的大联合政府行将结束，联邦总理基辛格和外长勃兰特之间的外交政策分歧越来越变得难以克服。我们当时认为，政府发生更迭，维利-勃兰特接管总理职务是可能的，并且想试探一下，在此情况下波恩同莫斯科之间是否存在开辟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1969年，苏联方面的谈话伙伴的级别要比三年前高，有若干名重要的中央委员以及政治局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其中有瓦连京·法林，他是一个有制订方针才能的人，后来当了驻波恩大使。特别是葛罗米柯在斯皮里东诺夫宫同我们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由于葛罗米柯当时还没有进入政治局，我们还受到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的接见。 在同葛罗米柯的谈话中，我实际上勾画出了后来勃兰特一谢尔政府推行的东方政策，而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否会有这样一个政府。我在谈话一开始就表明，德国人永远不会放弃在一幢房子里生活的希望，他们确信在历史面前拥有这个权利。但鉴于实际存在的状况，我们准备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条约，包括一项在国际法上有效的放弃武力条约，该条约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葛罗米柯对此没有表示态度，而是主要谈了西柏林问题：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有原则的区别。 总的来说，这次谈话涉及国际政治中许多紧迫的原则性问题。最后，葛罗米柯要求德国人表现出更多的弹性和灵活性，我作了这样的回答：“只有同坚定的道德原则相结合，弹性才是一种美德。而只有当两个伙伴都表现出弹性的时候，它才能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同波利扬斯基的谈话大体上相似，尽管要粗略一些。所有的言论双方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并且肯定会被列入“施密特言论”的资料中，五年以后我第一次去正式访问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一定会加以阅读。 在这份人物介绍资料中，我在1969年出版的《均势战略》一书也一定起了作用。在该书中，我分析了苏联对自己盟国（见《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章）、对西方以及特别对德国的实力政策和军事作用，并为我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得出了结论。最后，苏联军方也一定研究过我在担任三年国防部长期间所追求的目标、我的行动和言论。 我坚决主张巩固西方联盟，并对联邦国防军进行内部改革和加强。我第一次发表了每个人都可以查阅的《国防白皮书》，这是以我的朋友特奥·佐默尔为首的计划室同部队代表和军队领导人开了许多次情况交流会和讨论会之后编写整理出来的。 最近，在1972年春联邦议院就批准勃兰特一谢尔政府的东方条约进行激烈辩论时，我曾强烈地主张批准条约，并从我的对苏联总的战略的角度论证了批准条约的必要性。估计在1974年那个时候，对莫斯科的顾问班子来说，我既不属于所谓德国“军国主义”或“复仇主义”类型，也不可能被他们看作是“绥靖派”或“妥协派”，他们很可能对我的观点做了大体上恰当的估计。 可以肯定，苏联人对我的前任维利·勃兰特和他的外长瓦尔特·谢尔以及勃兰特的谈判代表、当时的国务秘书埃贡·巴尔有更确切的了解。谢尔后来升任联邦总统，而巴尔在我的第一届内阁中担任联邦部长，这应当被他们看作是德国政策连续性的标志。勃兰特的离任使他们产生了一个政治上的谜，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新任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几乎毫无了解。 　 从1969年起，波恩东方政策的一个决定性人物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赫伯特·魏纳。他和自由民主党的同僚沃尔夫冈·米施尼克协调一致，并在他的外交政策助手、我的朋友欧根·赛尔布曼的密切协助下，致力于东方政策的持续发展长达13年之久。特别在制定我们对莫斯科和东柏林的政策方面，魏纳的贡献占有重要的份额，苏联人和法国的公众对此当然是不可能充分认识到的。 赫伯特·魏纳作为政治家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全才。让·莫内、亨利·基辛格、后来的埃里希·昂纳克以及德国政策的其他某些观察家都明白这一点。他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后在莫斯科斯大林时期曾挨过整，之后脱离了苏联，1945年后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回到了德国，得到库特·舒马赫的巨大信任。1946年我认识他时，他是《汉堡回声报》的编辑，从1953年起我在波恩议会里每天都同他见面。是他在1960年6月——经弗里茨·埃勒、卡洛·施密德以及他本人在思想上作了准备工作之后——最后把我们党的外交政策设想置于业已成为事实的基础上：北大西洋公约、欧洲共同体、联邦国防军。 　　魏纳在内心深处信仰西方的价值，信仰民主社会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这是任何一个正直的观察家都不能怀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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