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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达恩顿是著名的欧洲文化史研究专家。他和他的著作曾获多项学术奖和图书奖，包括美国的麦克阿瑟奖奖金、美国的国家图书评论奖，以及法国的美第奇奖提名。本书是新文化史理论经典著作，故事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讲起，大革命的主要代表代表Antoine Lamourette主教提出，要用兄弟般的热爱来对待分割的、不同政见的群体，他的演讲、拥抱和吻打动了立法机关的成员，从这里为起点，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开始思考“什么是*革命的”。作者认为，不能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看，而应从其多样性上来认识，思想史研究对象中既有伟大的哲学家，也有目不识丁的普通人，由此他把这种历史研究取向自上而下分成了四个层次：“观念史（体系化思想的研究，通常在哲学论著中）、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日常思维、舆论风潮和文学运动的研究）、观念的社会史（意识形态和思想传播的研究）和文化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包括世界观和群体心态）。从而讲述文化史的研究方式与方法。
　　同时，本书还展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面貌、人物心理及其当时人们针对不同政党、政见的反应，也试图阐明了大革命的发展趋势及其*终结果的原因。
　　本书已经被翻译成德、法、日、西等多国文字。

内容简介

不能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看，而应从其多样性上来认识。思想史研究对象中，既有伟大的哲学家，也有目不识丁的普通人。罗伯特·达恩顿把这种历史研究取向自上而下分成了四个层次：“观念史(体系化思想的研究，通常在哲学论著中)、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日常思维、舆论风潮和文学运动的研究)、观念的社会史(意识形态和思想传播的研究)和文化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包括世界观和群体心态)。”

作者简介

罗伯特·达恩顿(1939年生)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尔比·库罗姆·戴维斯历史讲席教授，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也是文化史、阅读史方面的领军人物。《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代表作有：《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屠猫记

目　　录

导论
第一部分大潮下的暗流
第一章拉莫莱特之吻
第二章波兰要自由
第二部分传媒
第三章见仁见智的电影《丹东》
第四章电视：一封给电视制片人的公开信
第五章新闻事业：“有闻必录”与“合辙即登”
第六章学术著作的出版窍门
第三部分白纸黑字
第七章书籍史话
第八章文学史上被遗忘了的中间人
第九章阅读史初探
第四部分你方唱罢我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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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想。我的幻想是从现实回到历史中去，跟瑞普-安-温克尔从历史回到现实的梦正相反。随着身子往椅子里越陷越深，我手中的书本渐觉沉重，人在不知不觉中慢慢迷糊过去。忽然被一个香吻弄醒，发现自己正身处法国大革命高潮时的巴黎。吻有时意味着死亡，有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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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拉莫莱特之吻
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哪？如今全世界都在纪念法国两百年前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摧毁封建制度，发表《人权宣言》，我眼下问这个问题可能显得十分离谱儿。但事实是，围绕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而展开的庆典活动是一回事，而两个世纪之前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另一回事。
历史学家们早就说过，1789 年7月14日这一天，巴士底狱几乎是空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指出，法国大革命“废除”封建制度之前，封建制就已经不存在了。至于人权，宣言发布之后不到五年法国就陷于全面的红色恐怖，毫无人权可言。那么，是不是说，一旦我们用冷静的头脑去审视这场革命，就会发现这场事变除了极度的暴力和空洞的宣言之外就一无是处哪？已故英国历史学家阿弗莱德-寇班一向不赞成断头台和呼口号，他评述法国大革命时一直喜欢说那不过是个“神话”。
也许有人会说，神话的力量可以改天换地，它可以有实实在在的能量，就像法国人为了庆祝大革命一百周年于1889年建造的艾菲尔铁塔一样实实在在。没准法国也会在1989年再花上几百万建碑造塔，成立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心，用当代形式纪念两百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暴。但是，那场风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哪？
时代精神在1789年选择用火药与砖头来表达自己，而不是用语言词汇。它作为一股能量，体现了要在旧世界轰毁的废墟上建造新世界的意志。这股能量充斥在法国大革命的各个方面，不光是积极参与革命的弄潮儿纷纷要驾驭这股能量，使之为我所用，即便是普通百姓，其日常生活也被彻底改变了。
在日常生活中破旧立新，在抽象概念层次上说说并不难，但真正身体力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习惯了世界以一定的方式存在，若不是亲身经历大事变，比如死亡或离婚，我们会把很多东西都当成是天经地义的，觉得它们就像头上的屋顶或脚下的土地那样牢靠，不大会想象世界会有别样的存在方式。
生活中离婚或死亡这类冲击波不过让个人的生活脱臼乱套，但很少会给社会带来破坏。而1789年，法国人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崩坏。这个秩序就是后代人所说的王朝政治。他们要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秩序，经历的是天翻地覆的的现实。当时各种可能都风云际会，凶吉皆在未知。向左则不免乌托邦，向右就陷进极端专制。
不错，法国社会以前也经历过大震荡，比如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和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但这些都不能跟1789年的革命相比。革命的理念过去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你在十八世纪流行的字典中找“革命”一词，你会看到这个字的词根是从动词“运行”而来，字典上的例句是 “星体和星球运行回到出发点”。
1789年以前，法国人没有多少政治词汇，因为政治只局限在凡尔赛宫里，在国王遥远的宫邸里。只是在普通百姓参与政治之后，包括选举国民议会代表（这已经很接近全民普选），和在街头造反，他们才感到需要有恰当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于是就有了全新的概念范畴，象“左”，“右”“革命”等等。“左”“右”的说法源自国民议会的座席格局，可以说是经验在先，概念在后。但他们的经验是怎么样的哪？

第一章：拉莫莱特之吻 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哪？如今全世界都在纪念法国两百年前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摧毁封建制度，发表《人权宣言》，我眼下问这个问题可能显得十分离谱儿。但事实是，围绕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而展开的庆典活动是一回事，而两个世纪之前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另一回事。 历史学家们早就说过，1789 年7月14日这一天，巴士底狱几乎是空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指出，法国大革命“废除”封建制度之前，封建制就已经不存在了。至于人权，宣言发布之后不到五年法国就陷于全面的红色恐怖，毫无人权可言。那么，是不是说，一旦我们用冷静的头脑去审视这场革命，就会发现这场事变除了极度的暴力和空洞的宣言之外就一无是处哪？已故英国历史学家阿弗莱德-寇班一向不赞成断头台和呼口号，他评述法国大革命时一直喜欢说那不过是个“神话”。 也许有人会说，神话的力量可以改天换地，它可以有实实在在的能量，就像法国人为了庆祝大革命一百周年于1889年建造的艾菲尔铁塔一样实实在在。没准法国也会在1989年再花上几百万建碑造塔，成立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心，用当代形式纪念两百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暴。但是，那场风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哪？ 时代精神在1789年选择用火药与砖头来表达自己，而不是用语言词汇。它作为一股能量，体现了要在旧世界轰毁的废墟上建造新世界的意志。这股能量充斥在法国大革命的各个方面，不光是积极参与革命的弄潮儿纷纷要驾驭这股能量，使之为我所用，即便是普通百姓，其日常生活也被彻底改变了。 在日常生活中破旧立新，在抽象概念层次上说说并不难，但真正身体力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习惯了世界以一定的方式存在，若不是亲身经历大事变，比如死亡或离婚，我们会把很多东西都当成是天经地义的，觉得它们就像头上的屋顶或脚下的土地那样牢靠，不大会想象世界会有别样的存在方式。 生活中离婚或死亡这类冲击波不过让个人的生活脱臼乱套，但很少会给社会带来破坏。而1789年，法国人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崩坏。这个秩序就是后代人所说的王朝政治。他们要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秩序，经历的是天翻地覆的的现实。当时各种可能都风云际会，凶吉皆在未知。向左则不免乌托邦，向右就陷进极端专制。 不错，法国社会以前也经历过大震荡，比如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和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但这些都不能跟1789年的革命相比。革命的理念过去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你在十八世纪流行的字典中找“革命”一词，你会看到这个字的词根是从动词“运行”而来，字典上的例句是 “星体和星球运行回到出发点”。 1789年以前，法国人没有多少政治词汇，因为政治只局限在凡尔赛宫里，在国王遥远的宫邸里。只是在普通百姓参与政治之后，包括选举国民议会代表 （这已经很接近全民普选），和在街头造反，他们才感到需要有恰当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于是就有了全新的概念范畴，象“左”，“右”“革命”等等。“左”“右”的说法源自国民议会的座席格局，可以说是经验在先，概念在后。但他们的经验是怎么样的哪？ 虽然参加了雅戈宾俱乐部的只有少数积极分子，但是所有的人都被革命风暴所触及，因为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社会，创造了新的时空概念。根据1793年启用，1805年废止的革命历法，时间是从1792年9月22日开始的，那一天旧王朝宣告结束，同时也是文德米尔元年第一天。 革命者通过正式投票表决，将时间分为他们认为合理并且自然的单位：一个星期十天，一个月三个星期，一年十二个月。最后剩下五天成为爱国假日。如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穿短裤的下等人代表了公德准则：有贤有能，勤劳聪明，知恩图报。 普通日子都有了新的名字，而且不乏数学上的合理性。 每一天都对应农业生活的某些方面，用以取代基督教日历中的圣人纪念日。因此，以前11月22日是圣-茜希拉纪念日，现在则改成萝卜日；11月25日曾经是圣-凯瑟琳纪念日，现在则成了猪日；11月30日曾是圣-安德鲁纪念日，现在则是拾穗日。新年历上的名字使时间显得更符合季节的自然节奏。比如，1989年1月1号应该是第197年的第12个尼沃茨。尼沃茨是雪月，紧跟在雾月和冷月之后，但在雨月和风月之前。 同样，采用公制系统也是为了用理性和自然法则来组织空间。根据1795年的一项法令，一米的长度应该根据北极到赤道的弧度来计量。当然一般公民不一定了解这样的定义，也不是很快就能习惯用“米”或“克”来度量东西，更不喜欢新历法的星期算法，因为以前是每七天就休息一天，现在是十天。但即便人们旧习难移，革命者们通过改变对事物的称谓，给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留下了革命的印记。 巴黎有一千四百多条大街都在革命期间被改了名，因为原来的街名多同国王，王后，圣人的名字相关。路易十五广场变成了革命广场，很多人就是在那儿命丧断头台的。后来为了淡化人们对这段血腥历史的记忆，才改成今天的名字 -协和广场。圣-劳伦特教堂变成了姻缘殿，巴黎圣母院变成了大理堂。有三十多个城镇用马拉的名字命名，六千多个城镇都试图通过改变名字同过去划清界限。 革命者也纷纷给自己改名。在1793到1794期间，象“路易”这样的名字自然是不合时宜了。所以叫路易的那些人纷纷改成布鲁特斯或斯巴达克斯。法国一些常见的姓氏，比如勒若伊或列威克都变成了拉罗或莱博特。孩子们的名字也五花八门，有的跟自然有关， 有的跟时事有关。外交部长皮尔-亨利-勒布让给他的女儿取名萨威-让-莉。 此外，皇后蜂现在叫卧床蜂，国际象棋的棋子儿也改了名称，因为革命者不想看到国王，皇后，武士和主教这类词汇。扑克牌里的J, Q, K 也改称博爱，平等，自由。革命者们要改变一切，从陶瓦罐儿，到家具，法典，宗教，甚至法国地图。此前，法国地图是按照传统的省份划分的，很不规则。现在，各区域大小相当，整齐划一，名字也取自附近的山脉与河流。 1789 年以前，法国就像一件百衲衣，不同部分之间交叉重叠，不相一致。财经，司法，行政，经济，宗教各行其是。1789 年以后，这些碎片被组合成一个新的整体，那就是法兰西民族国家。国庆节，三色旗，国歌，烈士，军队，战争，路易十四和他的继承人没能做到的事情，一场革命将它们一蹴而就。革命将四分五裂的法国整合为一个民族国家，并且称霸欧洲。在这个过程中，革命释放了一股新的能量，那就是民族主义。在以后的两百年里，民族主义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们，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的政府。 当然，民族国家并没有能将一切都推倒重来。尽管有革命委员会的大力推行，法语还是没能普及，大部分法国人仍继续讲着彼此都听不懂的各种方言。但是革命推翻了横亘在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各种中间机构，使公共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仅如此，革命还把公共部分扩大到私人生活的空间，深入到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层面。在法语中，关系亲昵的人之间讲话用的冠词同正式场合用的冠词是不一样的。尽管今天的人们往往不遵守这些规则，过去在王朝时代，尊卑有别，这是绝对不能乱用的。父母对孩子可以用昵称，但孩子对父母则一定要用尊称。上级对下级，人类对动物，情人之间有了初吻之后或在床上都可以用昵称。法国登山运动员攀登到一定高度时，彼此之间也会从正式的尊称换为昵称，以示人与人之间在大自然面前的平等。 法国大革命让所有的人都以昵称相称。下面是法国南部一个贫穷山区 通过的一个决议： 鉴于至高无上的平等原则，尊卑贵贱之分实属不当。从今以后，自由法国的语言里不得再用显示高下的冠词，所有公民一律以昵称相称。 1794年山地党人的代表向国民议会请愿，要求废除尊称。他们说，这样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减少傲慢与歧视，避免摆谱儿，而增加彼此之间的亲近，团结和平等。”这在今天听来有点儿可笑，可当时的革命者们可是极为认真的，他们要建立的新社会必须基于新的社会关系基础上。 于是，他们重起炉灶，清除一切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遗迹。以前，人们写信落款时要写上“您最谦卑的奴仆，”现在则一律是“再见，四海之内皆兄弟，”称呼上也从原来的“先生”“女士”换成“男公民”，“女公民”。服饰也跟着发生改变。 服装常常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巴黎的一个区革命空气十分浓厚，民兵们为了表明是来自这个区，专门给自己穿的裤子起了个名字，叫革命裤。其实直到19世纪，工人们很少穿这种裤子，倒是船员们喜欢这种裤子。革命领袖罗伯斯皮尔自己总是穿着旧时代的服装， 背心马甲，油头假发。但是1793年以后直到现在，传单，招贴画，和陶瓦罐上出现的革命人物的标准形象却都是穿着长裤和开领衫，配以短外套，皮靴和自由帽，头发也自然地披散在肩膀上。 革命前，女性服装开胸很低，还要配以鱼骨裙，发式也千奇百怪，至少贵族妇女们是这样的。当时有一种发式盘得有一米高，上面按不同主题加以修饰，或是果盘，或是花蓝，甚至可以是动物园。有一个宫廷发式被弄成田园风景的浮雕，上面有池塘，猎鸭人，转动的风车，骑着骡子去赶集的农夫，还有一个教士同他的老婆调情。 1789 年以后，服饰方面的改革自下而上。头发平了，裙子瘪了，颈线高了，鞋跟儿低了。 再后来，红色恐怖时期过去后，雾月政变废除了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激进道德观。象绹琳夫人这样的交际花，重又穿起袒胸露背的衣服，在舞场上翩翩风流。假发也跟着复辟了，当时一般时髦的女士每天换一个假发套，而绹琳夫人一天就换三十个。 革命高潮时期，即1792到1794年中旬，奉行勤俭朴素，清正廉洁的道德准则不单单是一种时髦，而且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这里面虽然有禁欲的因素，但却不同于19世纪在美国流行的那种星期日说教。对革命者来说，禁欲是为了养精蓄锐，这样好为祖国而战，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 同时，对新的道德准则的崇尚也导致了家庭生活的革命化。受卢梭的影响，革命者们宣扬母爱的神圣性，哺乳的重要性，认为生孩子是公民的义务，独身主义是不爱国的表现。爱国者们游行时扛着的一幅标语上写着 “女公民们，为祖国而生儿育女吧！”连当时的陶器上都涂写着“生儿育女就在此刻！”这样的口号。 公安委员会上最激进的思想家，圣-加斯特在笔记中写道：“儿童与公民都属于祖国，必须受统一教育。如果母亲哺乳孩子，那么孩子五岁以前还算是她的。但五岁后孩子就终身属于共和国了。” 如果谁觉得这些话有希特勒的味道，那就是违背历史了。当时随着教会权威的崩溃，革命者要给家庭生活找到新的道德基础。他们借助国家权力推行旧时代无法想象的法令。离婚变得容易了，私生子也受法律保护了，长子继承的特权也被废除了。既然人权宣言声称人生来就该自由平等，难道大家不该从同一起跑线上开始吗？通过对财产的平等继承，革命限制了家长专治，废除了奴隶制，而且给清教徒和犹太人以充分人权。 当然，大革命期间的立法也有很多漏洞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万托塞法在措词上很决绝，要对反革命的财产予以没收，但它离社会主义还差得远。到了拿破仑时代，大革命期间有关家庭生活的那些最为民主的立法都遭到废弃。然而，革命变法的大趋势还是明显的，那就是国家取代了教会成为主宰私人生活的最高权威，而国家的合法性则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之上。 百姓做主，公民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词汇我们如今说起来如同家常便饭，简直无法想象在1789年这些词汇有何等的冲击力！我们很难理解旧时代的人何以会接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且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把这视为天经地义。生活在旧时代的法国人，自由意味着特权，即我有，而别人没有的特殊权利。国王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只有他可以发号施令，将特权赐予他人。他的权威既有世俗的层面，又有精神的层面。所以，被国王抚摸过的病人会奇迹般地痊愈。 18世纪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一直都在挑战这些观念。古鲁博大街上流传出来的那些段子传单早已将王室的神圣光环戏弄得黯淡无光。但最后将旧时代的思想框架彻底打破的还是实际的暴力行动，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推倒偶像，摧枯拉朽的革命暴力。 不错，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每天都有车祸和抢劫发生。但同先人相比，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少能看到暴力。在18世纪，巴黎的路人经常会看见从塞纳河里捞出来倒挂在岸边的尸体。看惯了刽子手举在空中的人头，熟睹了罪犯被当众肢解，巴黎人知道什么是“死相。”他们每次从城里走过，鞋子上都免不了会沾上地面上的血迹。 下面是卢伊斯-赛巴斯汀-莫塞尔在大革命爆发前几年写下的一段描述巴黎屠宰场的文字。 屠宰场都设在市中心，周围的街面上血流成河，脚踩上去黏糊糊的，把鞋子染得鲜红。走着走着，你不时会听见哀号惨叫。屠夫们把麋鹿掀翻在地，把鹿角捆扎起来，先用一把大榔头将鹿的头颅敲碎，再用一柄长刀深深地戳进其咽喉，浓血冒着热气喷涌而出。然后，一只沾满血迹的胳膊伸进鹿体，将内脏掏出，挂起来出等着人来买。有的时候，如果头一榔头没能把鹿打死，而只是将其打昏的话，那牲畜就会挣断绳索，狂奔急跳，撞上谁谁倒霉。那些屠夫也都不是善茬儿，他们一个个相貌狰狞，赤膊粗颈，眼睛血腥，腿脚肮脏。腰间的围裙血迹斑斑，手中提着大棒，七个不服，八个不忿。长年杀生使他们面带杀气，性情爆烈。屠宰场附近的街道弥漫着腥臊的气味。肥硕丰胰而又俗不可耐的妓女在大庭广众之下卖弄风骚，而嗜杀成性的屠夫们却会被她们弄得心荡神摇。 1750年发生过一场暴乱。起因是巴黎的劳工阶层居住区里风传一个说法，说警察在暗中替一个嗜血成性的王子绑架穷人的孩子。这种暴乱也可以说是“民情激愤，”也即是说，某些集体想象中的原始激情受到激发而喷泻出来。 如果这场革命只关人权宣言，那倒不失为一件美事。可是，大革命是在暴力的襁褓中诞生的，并通过暴力手段改变世界。攻克巴士底狱的人们不仅是摧毁了一个专制王权的象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打死打伤一百五十个人。抓到监狱长以后，暴民们将其头颅割下，叉在杆子上在巴黎游行。 一星期以后，巴黎市内面包价格疯涨，再加上流言四起，说有人阴谋要将大家饿死，这引起民情鼎沸。一伙暴民将军部的一位叫甫伦德杜的官员处以私刑，并将他的头割下来，举在空中游街。甫伦德杜的嘴里塞满了稻草，表示他是要饿死民众的阴谋策划者之一。暴民们又将甫伦德杜的女婿波提尔-德索威尼也抓了起来，押着他和甫伦德杜的头一起游街，一路上喝令他“亲亲老爸，亲亲老爸。”暴民们在德维尔饭店大门前对波提尔处以极刑，把他的心脏挖出来，抛向市政府的方向。然后，他们把两颗头并在一起，继续游行。行刑场地的墙上刻着：叛国者的下场！ 后来成为左翼活动家的古拉库斯-巴佛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过当时的集体性疯狂状态。他记述了人群看到刚砍下的头颅被叉在杆子上举到空中示众时发出一阵阵狂呼的情景。 啊，那种狂欢让我恶心。我既觉得满足又觉得失望，善与恶在那一刻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能理解平民百姓要求伸张正义的愿望，对此我没意见。但是一定要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吗？五花八门的处罚方式有损于我们的道德原则。灌水，车裂，刑讯，五马分尸，皮鞭，火刑柱，绞刑架，刽子手，这些东西居然大行其道。这是迟早要遭报应的。 如果我们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只讲到1789年年底就好了。如今的法国政府所要纪念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以1789年为限的。但照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在1789年结束，而是延续到了下个世纪。不管这个事件的终点在哪里，它肯定是跨越了1794年的。所以，我们不能回避那场红色恐怖。 这场由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所导演的红色恐怖，其发生有很多原因。如果有人觉得这种事情可以用量化的方法来衡量的，并以死了多少人来算的话，那么，按照二十世纪的标准，在这场红色恐怖中丧生的人不算多，总共才死了一万七千人。法国一半的省份加起来有总共不到二十五个公开执行的死刑，另有六个省份连一个死刑判决都没有。百分之七十一的死刑发生在内战波及到的地区。上断头台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三是造反闹事儿的，都是在手持凶器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是平民。有人把法国大革命解释为一场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斗法。这个数字让这些人很难自圆其说。红色恐怖期间，一旦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贵族”的大帽子就会被扣到头上。 但是这些数字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为了打倒一个人，就否认他的个性，往活生生的人身上硬套“贵族”或“资产阶级”这样的抽象概念，这骨子里是很违背人性的行为。红色恐怖确实很恐怖，因为它导致极权，给刚刚降生的现代历史留下创伤。 关于红色恐怖，史学界基本有个定论。那就是，当时的极端是因为1793到1794年期间的特殊形势所迫。当时的巴黎外部面临侵略者大军压境，内部又有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合，面包价格涨得离谱儿，巴黎市民群情激奋。万狄地区爆发了内战，里昂，马赛，和波多克斯市都在闹暴动。而国民议会因为派系斗争而处在瘫痪状态，无法力挽狂澜。这个解释大致说得通，但它没法解释红色恐怖后期。那时，入侵敌军已被击退，但红色屠戮却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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