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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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与闪电是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在比较的意义上，温和的胡适不妨是阳光，犀利的鲁迅更合适的是闪电。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和闪电相比，阳光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照亮。

内容简介

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鲁迅与胡适的精神，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长长的投影。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有过什么贡献的话，鲁迅与胡适的遗产，便会说明着什么。”这两段话出自书的《后记》。据此，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与其说是比较二人，不如说是梳理二人间的关系，注意的则是其中的交叉点。再准确点说，是希望通过二人间的交叉点来思考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不同路向及其成因。
本书主要围绕胡适和鲁迅的思想、文化性格以及有关事件而展开。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本书以历史叙述和思辨解释相结合，旨在呈现胡、鲁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文化追求的不同，并重新梳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我们在21世纪的文化重构。

目　　录

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
　一、“胡冠鲁戴”的错舛
　二、“路径依赖”的不同
　三、爱自由，并非自由主义
　四、从“宽容”的角度看
　五、两种不同的价值遗产
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Ⅰ）
　一、Tolerance的分水岭
　二、“明确的是非”和“正义的火气”
　三、两种不同的“知识论”
　四、“知识论”以外
　五、像芥子一样，一点一点生长
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Ⅱ）
　一、作为一种“元伦理”的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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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二、“路径依赖”的不同
　　在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制度诉求。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依赖”，是胡适而非鲁迅把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而英美宪政即其追求的样板。如果我们认同胡适所认同的英美体制是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话——这在今天应该不成问题了吧——那么，我们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鲁迅是自由主义的呢?鲁迅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其思路一正一反，正面“立人”，反面“改革国民性”。这当然也是一种“路径依赖”。但两种路径显然不是一回事。一是“政治制度的依赖”，一是“思想启蒙的依赖”。它表征了中国现代史早期以胡适为代表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努力。
　　当然，五四时期的胡适也是个启蒙主义者，他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把五四新思潮解释为“再造文明”，把新思潮中的“输入学理”直指为引进西洋的新思想、新文学、新信仰，这一切无不是启蒙性质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或鲁迅与他，无疑是同道（当然还有陈独秀等人）。但，走出五四后的胡适，在未放弃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启蒙的同时，显然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启蒙、政治改良和制度建构的努力上，积极推行其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
　　五四刚刚过去的1920年，胡适等即针对北洋政府发表了《争自由宣言》，要求确保讲演、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要求制定人身保护法令、监督选举等。1922年，胡适和上述那些发表宣言的人又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吁请政治改革、要求建立好政府（因而被称为“好政府主义”）。它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是：（一）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二）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三）要求“一个有计划的政治”。这两个政治宣言的思想资源无疑来自英美自由主义，胡话等试图把英美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内容移植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来，这表明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观念革命，而要介入政治了。当然，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不独自由主义这一脉，比如“左翼”知识分子李大钊（他也曾在那两个宣言上签字）、陈独秀等，也早已开始言政了，只是他们的路径和自由主义者不同而已。

二、“路径依赖”的不同 　　在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制度诉求。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依赖”，是胡适而非鲁迅把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而英美宪政即其追求的样板。如果我们认同胡适所认同的英美体制是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话——这在今天应该不成问题了吧——那么，我们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鲁迅是自由主义的呢?鲁迅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其思路一正一反，正面“立人”，反面“改革国民性”。这当然也是一种“路径依赖”。但两种路径显然不是一回事。一是“政治制度的依赖”，一是“思想启蒙的依赖”。它表征了中国现代史早期以胡适为代表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努力。 　　当然，五四时期的胡适也是个启蒙主义者，他把五四运动称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把五四新思潮解释为“再造文明”，把新思潮中的“输入学理”直指为引进西洋的新思想、新文学、新信仰，这一切无不是启蒙性质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或鲁迅与他，无疑是同道（当然还有陈独秀等人）。但，走出五四后的胡适，在未放弃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启蒙的同时，显然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启蒙、政治改良和制度建构的努力上，积极推行其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 　　五四刚刚过去的1920年，胡适等即针对北洋政府发表了《争自由宣言》，要求确保讲演、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并要求制定人身保护法令、监督选举等。1922年，胡适和上述那些发表宣言的人又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吁请政治改革、要求建立好政府（因而被称为“好政府主义”）。它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是：（一）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二）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三）要求“一个有计划的政治”。这两个政治宣言的思想资源无疑来自英美自由主义，胡话等试图把英美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内容移植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来，这表明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观念革命，而要介入政治了。当然，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不独自由主义这一脉，比如“左翼”知识分子李大钊（他也曾在那两个宣言上签字）、陈独秀等，也早已开始言政了，只是他们的路径和自由主义者不同而已。 　　那么，鲁迅呢?“两间余一卒”，1922年的鲁迅依然坚持启蒙中的思想批判和文化批判，这从他的写作或仅仅是写作而不涉及其他活动可以看出。就写作而言，除了《端午节》、《白光》、《补天》等四五篇小说和一些翻译作品如《爱罗先珂童话集》外，收集在《热风》中的11篇杂文，俱围绕文学、文化、批评、翻译而展开。尽管当时鲁迅没有对胡适等人的言论发表意见，但不难推知，他对此至少是不以为然的。为什么?在也是写于1922年的《（呐喊）自序》中，鲁迅依然坚持当年的看法，把改变国民性亦即“他们的精神”，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一要著”。鲁迅这样做，不是没有缘由的，目睹过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复辟，更早一点，还有戊戌维新的失败，再往后一点，又有二次革命的失败），鲁迅已不相信任何政治动作了。直到1925年，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还是单打一地强调：“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林毓生先生指五四有“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一揽子倾向，这一点当以鲁迅为最。8年后，鲁迅对当年胡适等人的政治动作终于有了一个态度上的回应，1930年所写的《好政府主义》一文，矛头虽然不是指胡适而是指胡适的盟友梁实秋，但对“好政府主义”本身的冷嘲热讽，也就表明了鲁迅的价值倾向。这里，作者无意对鲁迅进行任何价值评价，不支持这个自身带有幼稚缺点的“好政府主义”也不能说明其他问题。作者只是指陈一种事实，根据这个事实，鲁迅既然并不认同由“好政府主义”所包含的西方自由议的宪政内容，甚至，连这个运动的同路人都不愿做，那么，至少就没必要说鲁迅是自由主义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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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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