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精装）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当前位置:首页 > 哲学/宗教 > 哲学 > 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精装）

编辑推荐

（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一次盛大相逢，每一篇均出自行家里手，汇集了作者本人所珍视的、未发表的精品之作。）

内容简介

西方的古典学是西方现代学术的“底牌”，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永恒的好、良善的政治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可能。
《从古典重新开始》汇集近年来古典学研究方面极有价值的原创性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均出自行家里手，每一篇论文皆为作者本人所珍视的、未发表的精品之作。本书就是从古典重新开始的“开始”，是古典心性在中国的一次“盛大相逢”。

作者简介

程志敏，哲学博士，洪堡学者，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古希腊政治思想等。迄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著作20余部（包括专著、译著和编著），主要有《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荷马史诗导读》、《历史中的修辞》等。主编“古希腊礼法研究”、“阿尔法拉比集”等丛书数种。
张文涛，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古典学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秘书长，国际柏拉图学会（IPS）会员、国际希腊哲学协会（IAGP）会员。著有《尼采六论》、《哲学之诗》，编著《戏剧诗人柏拉图》、《神话诗人柏拉图》等；发表论文多篇；目前主编“智术师集”、“普鲁塔克集”、“自然哲人集”等文丛数种。

目　　录

代序：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张志扬）

阿佛洛狄特的缺席（吴雅凌）
黑衣女神与城邦福祉（张芳宁）
一个故事三种讲法（罗峰）
阿里斯托芬《马蜂》中的父与子（胡镓）
孝义与治道（程志敏）
苏格拉底与政治哲学的诞生（王江涛）
“知识”与灵魂之“美”（贾冬阳）
灵魂的染色（黄群）
被迫的哲学家（李猛）
柏拉图《王制》的心灵（谭立铸）
神还是人立法（林志猛）
神圣的立法者问题（肖有志）

代序：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张志扬） 
 
阿佛洛狄特的缺席（吴雅凌） 
黑衣女神与城邦福祉（张芳宁） 
一个故事三种讲法（罗 峰） 
阿里斯托芬《马蜂》中的父与子（胡镓） 
孝义与治道（程志敏） 
苏格拉底与政治哲学的诞生（王江涛） 
“知识”与灵魂之“美”（贾冬阳） 
灵魂的染色（黄 群） 
被迫的哲学家（李 猛） 
柏拉图《王制》的心灵（谭立铸） 
神还是人立法（林志猛） 
神圣的立法者问题（肖有志） 
柏拉图《书简二》读解（彭 磊） 
当哲人遇上智术师（罗晓颖） 
政制与幸福（陈戎女） 
色诺芬《阿格西劳斯颂》中的“虔敬”（高挪英）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的定义和定位（黄汉林） 
 
罗马的“开端”（吴明波） 
维吉尔的“幻梦之门”（王承教） 
世之贤人君子的德性高度（叶 然） 
心灵的孤独与统一（吴 飞） 
哈列维《赫札尔人书》对希伯来圣经“王”形象的发展（陈会亮） 
何谓“双天”（白 钢） 
爱的忏悔（朱振宇） 
 
无奈的牧人（李世祥） 
洛克、平等与“我们”（赵雪纲） 
尼采与西方礼法传统的重建（张文涛） 
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戈拉（刘 振） 
尼采式的哲学批判（曹 聪） 
现象学与古今之争（徐 戬） 
隐秘的自然状态（黄 涛） 
 
关雎之始与王道政治（陈明珠） 
《关雎》讲义（李致远） 
帝王的道义与变数（朱 赢） 
倾听圣言（赵 明） 
君子之乐：《论语》之始（娄林）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开篇读解（张轩辞） 
《论六家要指》的时代背景和写作意图（吴小锋） 
太史公笔下的孔子（李长春） 
《诗》主言志，最附深衷（张 辉） 
虞世南《笔髓论》注（柯小刚） 
万一各正，小大有定（曾维术） 
元代“年谱、传记类”孟学著述三种考议（周春健） 
等待黎明：为明君献计（何子建） 
方以智“《庄》为《易》之风、《庸》之魂”说试解（邢益海） 
“天”变、公理与时势（张 翔） 
被现实主义刻画的中国？（韩 潮） 
论天下秩序的当代复兴（陈建洪） 
矛盾论与政治哲学（丁 耘） 
传统的活力（舒 炜） 
 
编后记

显示全部信息

前　　言

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为小枫耳顺之年而作
张志扬

文革后的1979、1980年，我们几乎同时学步邯郸。不过那时你是白纸一张，我却黔印在额满身涂鸦。所以，你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已自形惭秽藏拙于你和你们的身后幽僻之处。但命运从此前后相随。
第二个十年，你去了瑞士巴塞尔大学，我去了海口海南大学。
第三个十年，你回到广州中山大学开设古希腊柏拉图学园式的古典学课程，成为中国第一站反省西方启蒙思想之古典学出发点。我却因此成了“游学”在现象学、古典学、科学哲学“概帮”兄弟之间的“民哲”。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如果我写西方哲学史，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要重写西方哲学史？”
有人还会问：“你凭什么重写西方哲学史？”
前一个问题我在展开中回答。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也会在前一个问题的展开中连带给出。
其实道理很简单，谁干预世界谁就得被世界质疑，否则你与我何干！
有问题的人首先就获得了“质疑”或“重写”的必要条件。一个连问题都没有的人——我指的是“根本性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重写”了。说它是“必要条件”，因为没有它则根本不可能有重写的意识——“无之必不然”，然后才是“有之不必然”——仅有重写的意识，没有重写的能力，也枉然。
能力是个人的事情，意识却关系到问题本身。我们必须首先面对它。

这个题目隐含的背景无疑是复杂的。撮其要者四。
（一）东西文化各自思想或哲学形态都需要时间自身展开、转折、轮回。没有进入这种“轮回”过程我们就无法诊断其兴衰的命脉搏动……
（二）中世纪后，“以体制用”的东方文化开始愈来愈强地遭遇“以用代体”的西方文化的功利冲击，一改独立互补地相互吸收，不到四个世纪就西方独大而逐渐侵蚀甚至剥夺东方而强行殖民化，变东方为西方“东方学”之“东方”。
（三）强势文化认为“进步论”理所当然。弱势文化除了自己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别无他途。但是，弱势变强势是进入同样的“强力意志”走“剥夺者被剥夺”的歧路，还是走多元辉映独立互补而回复到各自“本土人类学”之文化生态常路？如何诊断两种“轮回”的重迭？于是有了“犹太人问题与中国人问题”这一历史课题出现。
（四）或许中国人可写世界史，能“大而化之以致中和”的中国人，在东西正反遭遇的对照中，既重写西方智能史（“以用代体”史），也重写东方智慧史（“以体制用”史），即在总体上迷途指津：明辨“体用之分”、“以体制用”，重建“神-人-物”的制衡关系——既使敬神以节制人的僭越，又使驭物以抵制人的物化，使“人”允执厥中而扣两端（“神”-“物”）地成“中和”之势。否则，必然落入西方“进化论即末世论”诅咒下场。

如果我写西方哲学史，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要重写西方哲学史？” 
有人还会问：“你凭什么重写西方哲学史？” 
前一个问题我在展开中回答。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也会在前一个问题的展开中连带给出。 
其实道理很简单，谁干预世界谁就得被世界质疑，否则你与我何干！ 
有问题的人首先就获得了“质疑”或“重写”的必要条件。一个连问题都没有的人——我指的是“根本性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重写”了。说它是“必要条件”，因为没有它则根本不可能有重写的意识——“无之必不然”，然后才是“有之不必然”——仅有重写的意识，没有重写的能力，也枉然。 
能力是个人的事情，意识却关系到问题本身。我们必须首先面对它。 
 
这个题目隐含的背景无疑是复杂的。撮其要者四。 
（一）东西文化各自思想或哲学形态都需要时间自身展开、转折、轮回。没有进入这种“轮回”过程我们就无法诊断其兴衰的命脉搏动…… 
（二）中世纪后，“以体制用”的东方文化开始愈来愈强地遭遇“以用代体”的西方文化的功利冲击，一改独立互补地相互吸收，不到四个世纪就西方独大而逐渐侵蚀甚至剥夺东方而强行殖民化，变东方为西方“东方学”之“东方”。 
（三）强势文化认为“进步论”理所当然。弱势文化除了自己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别无他途。但是，弱势变强势是进入同样的“强力意志”走“剥夺者被剥夺”的歧路，还是走多元辉映独立互补而回复到各自“本土人类学”之文化生态常路？如何诊断两种“轮回”的重迭？于是有了“犹太人问题与中国人问题”这一历史课题出现。 
（四）或许中国人可写世界史，能“大而化之以致中和”的中国人，在东西正反遭遇的对照中，既重写西方智能史（“以用代体”史），也重写东方智慧史（“以体制用”史），即在总体上迷途指津：明辨“体用之分”、“以体制用”，重建“神-人-物”的制衡关系——既使敬神以节制人的僭越，又使驭物以抵制人的物化，使“人”允执厥中而扣两端（“神”-“物”）地成“中和”之势。否则，必然落入西方“进化论即末世论”诅咒下场。 
 
 
【附释】 
何谓“犹太人问题与中国人问题”？ 
或，“犹太人是中国人的一面镜子”。这是我个人自立的课题。它的酝酿有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起因于“苦难”。两个民族在各自的历史中都是经受深重苦难的民族，但两者对苦难的记忆与消化是非常不一样的。犹太民族的“苦难记忆”如何能保持一个民族文化的神性质量，并凝聚为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甚至把苦难中的坚守看作民族历史品格的高贵性质，特别在知识分子中自觉如此。中国却难能有如此不幸中之幸。往好的方面说，它必须在世俗层面“大而化之”地浴火重生。这个感觉最先表现为“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以八十年代为限。 
（2）第二阶段转向对“启蒙”的态度。犹太民族在其民族性上是拒绝“启蒙”的，这无疑对“启蒙的普世价值”是一个否证。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放弃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导师角色，还反过来几乎整体性地向西方一边倒，听信西方口中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以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3）第三阶段才最终涉及“文化种性”及其如何“复兴”的问题。两者都面临两难： 
（3.1）犹太人在二战后面临“犹太复国”的两难选择：靠人的理性建国即建立现代国家，则有悖与耶和华的契约《托拉》（靠神性获救）；若靠神性复国，又难以抚平二战牺牲600万人的伤痛和抵挡外族历来的驱赶与屠杀。最后还是选择了政治复国主义，建立了以色列国。 
（3.2）中国人在二战后面临“如何建国”的两难问题，即“走什么道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本主义阶段论道路，还是走“继续革命论”完成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质仍然在于“西化/不西化”问题？ 
今天看来，两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复国”或“建国”的基业上都陷入了困境。所谓“民族复兴”仍然没有解决。 
不仅如此，“文化种性”问题不单纯是“文化类型”问题，它的背景已经同时转变到科学技术与人类存亡的“哈姆雷特式难题”了。它也是西方哲学史上必须正视的“三个幽灵”：俄狄浦斯、哈姆雷特、马克思。 
不管德里达如何看待“三个幽灵”，在我眼里“三个幽灵”隐喻的全是“反讽”。请看这“三个幽灵”的身份： 
“俄狄浦斯”——古希腊“诸神不和”向“希腊悲剧”的转变启蒙。古希腊人（虚构），选择不惜“改天换地”（“杀父娶母”）与神抗争的“自然人”道路。但这正是一条兑现神之诅咒的道路。 
“哈姆雷特”——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但写的是中世纪北欧边缘寒冷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人（虚构），选择“人道用死于功利阴谋以证实功利阴谋之丑恶”，必然走上“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的“纵恶”之路。 
马克思———19世纪欧洲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盛行，晚到的德国浪漫派新古典主义哲学由盛而衰，直接导致短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犹太人（真实），选择“物化生产力解放人类而终被非人属的科学技术物化了人类”。“历史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终究是“唯物”的，正是西方宇宙论科学功利道路的最后转折。 
所以我宁可说他们是三个“反讽的幽灵”，隐喻的只是“反讽”——人愈抗命神的诅咒愈陷入“神对人的诅咒”——“斯芬克斯之谜”。因为西方人像俄狄浦斯那样只知一个空洞的“人”而不自知“人如何成其为人”，结果才导致完全的“非人属”的科学主义物义论——归根结底陷入“斯芬克斯之谜”的诅咒之中。 
但是请注意：正是最后这个真实的犹太人马克思唤醒了远东的中国人，当西方人普遍沉入“以用代体”而科技化之时，中国人唯有借“生产力之用”做大以匹西方，别无他途，但危险在于将进入西方“以用代体”之代价而最终丧失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种性”——无体而用啊！所以，必需坚持“中体西用”，即中国文化“德性之体”制御科学技术以为“用”，方能调正世界发展方向使“大而化之以致中和”。这或许预示着“反讽”命运的解脱？ 
 （附释完） 
 
 可惜，这个中国人还需时日到来。 
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学习西方已有170年的时间了；如果从1894年“甲午战争”算起，中国学习西方已有120年的时间了。从今天中国的教育现状看，特别是从主流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不认同看，这个学习过程远未结束而且前途未卜。其结果大体可用西方和中国的两个成语对勘：“阿基利斯追不上龟”与“邯郸学步”。 
“阿基利斯追不上龟”说的是，阿基利斯如果只按龟的规则追龟，的确，永远也不会追上龟。因为阿基利斯每次起步追赶只能追到龟同时起步的地方，所以，阿基利斯永远会差龟走出的那一步。说白了，西方必须始终站在“主人位置”奴役你，因而“钳制你、围堵你、卡死你”是必不可免的遭遇。等到你真的能战胜了，说不定也就真的西化了，落入“剥夺者被剥夺”的强力意志地步——中国已不复是中国了——反讽！ 
“邯郸学步”说的是，别人的步伐没学到，自己的步伐却丢掉了。因为，人类四大原生文化——埃及、西亚、印度、中国——各不相同。西方开元的希腊文明是地中海区域的文化类型，中国是远东大两河流域的文化类型（区别于西亚、印度各自不同的两河流域文化）。抹掉文化类型，宣扬世界一元论的历史观不过是“帝国梦想”的“意识形态”罢了。 
学到今天，也该到了反省的时刻。至少明白“学习”归根结底的目的是找回民族品格、确立民族品格而不是丧失民族品格。因此，在学习中“知己知彼，主位在我”才是学习的要津。那种鼓吹“全盘西化”，盲目信仰“凡西方皆真理”的“奴化学习”与“学习奴化”，实乃学习的大害，必须扫荡干净！ 
…………

显示全部信息

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精装）下载

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精装）

发布书评

相关图书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