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名家文库；“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历经90个春秋，跌宕峰回，波澜壮阔，贯穿其间的主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科学地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并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可简括为：“三、二、二、二、三、二”，即分为三个历史时期；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作为指导思想（包括三大理论成果）的两大理论体系。

　　石仲泉，中共党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首席专家。其他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学科组副组长；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党史的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参与主持编修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个人专著主要有：《我观*》、《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我观党史二集》、《长征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论》、《石仲泉自选集》等。有多部著作和多篇论文荣获*图书奖和优秀论文奖。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的历史大背景。有一种说法，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也能救中国。这是无视历史的妄说。上文之所以引述毛泽东的亲历回顾，就是要说明这个问题.尽管中国有包括儒学在内的优秀历史文化，但是儒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不能解决救中国的问题，而封建统治者所宣扬的某些儒学思想恰恰是中国走向衰败的理论。尽管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中，不乏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但绝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而这是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中产生。没有资本主义的时代底蕴，没有上述两个基本理论的伟大发现，就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也不可能找到救中国的真理，获得改变中国面貌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立足于现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理论才能突破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社会意识，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才能代替封建社会的王朝更替观，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红线的阶级斗争理论才能超越描述表象的混沌的治乱史观。从而，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工具之说才有科学根据。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要同运用其所在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社会历史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或时代化）”两个方面。尽管这是近年来学术界逐渐明确的认识，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过程却是或隐或显地含有这两个方面的，只是表现形式在某个时期或以“民族化”或以“时代化”凸显而已。这样，对“民族化和当代化”的理解，就要与时俱进。一是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即“民族化”本身会包括“时代化”，“时代化”也很难离开“民族化”；二是“民族化”不仅仅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采取民族形式加以包装，其内容本身也在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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