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救赎:一个自私的人如何缔造了一个无私的基金会(《超越金融》未尽的哲学和理念) 任志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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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5
页数：
字数：265000
印刷时间：2012年06月01日
开本：12k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8633213
作者:(美) 乔治·索罗斯, 查克·萨德提克著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年07月

编辑推荐

　　《索罗斯的救赎》系投资大师、慈善大家索罗斯新作，《超越金融》未尽述的哲学和理念。世界上具有慈善心肠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能够成功积累起必要的财富，并成为一名慈善家的人，却寥寥无几。
　　内心的良知让我有自知之明，还使我意识到我这个终将逝去的凡人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换句话说，对我这样一个凡人来说，我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我只有通过致力于人道事业，才能为自我意识找到足够的发挥空间。我渴望让世界更美好。
　　我认为，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一种义务，而且是一种乐趣和成就感之源。这是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的奢侈品。我对慈善事业的偏爱远远超出了其他事情。慈善事业让我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让我突破了自我封闭的状态。当我在郎德豪街上心脏病复发时，我就觉得为了聚集财富而死真的太不值得了。自那以后，在基金会开展的活动中，我多次面临致命的危险。我不想刻意寻找这些危险，但是为了慈善事业，一旦出现危险，我却甘愿冒风险。从事一项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事业，给我带来一种成就感。
　　——索罗斯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乔治·索罗斯查克·萨德提克译者：蒋宗强
　　乔治·索罗斯，国际著名金融家、投资家、慈善家。
　　查克·萨德提克，畅销书作家，曾任《纽约时报》记者、滚石的特约编辑。著有《鲜血和复仇》等作品，该书被《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和《出版商周刊》评为年度图书。

目　　录

序言我的慈善事业
第一部分全球运动：资源诅咒、正义与经济发展
第一章破除资源资源的诅咒
第二章促进正义
第三章通过经济发展缓解贫困
第二部分失败的国家：海地与缅甸
第四章帮助海地涅槃重生
第五章推动缅甸变得开放与美好
第三部分公共卫生：结核病与精神残疾
第六章应对结核病
第七章帮助智障人士
第八章维护吉卜赛人的权利
第九章巴尔的摩试验
第十章新奥尔良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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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七章
　　帮助智障人士
　　东欧地区有数千个这样的国家机构：在这里，大量的精神疾病患者在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状态下度过自己的一生。大约30岁的M女士就是在某一个这样的机构里被怀上和抚养的。她生活的机构名叫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DemirKapiya SpecialInstitution），位于马其顿南部，靠近山脉之间的一个裂谷，瓦达河经过这道裂谷，一路向南流向希腊。
　　M女士的母亲怀她的时候，她的父亲还能坐着轮椅吃力地在病房里来回移动，她的母亲也能够在地板上拖着沉重的步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在她母亲怀孕6个月的时候，病房的护工才发现这一情况。当预产期来临时，一名社工开车将她母亲送到了一家妇产医院。婴儿时期的M女士在孤儿院度过了3年，后来医院的工作人员报告说有迹象表明她也患有精神疾病。于是，她被转送到了这家收容所，被安排在儿童病房，但是床位距离父母的床位不远。
　　M女士学着同周围那些吐字不清、费尽气力才能说个连贯句子的人交谈。一个护工成了她某种形式的教母，有人给她带来一辆粉红色的自行车，但是没有人请任何理疗师或语言治疗师来为她治疗，没有人想过让她去上学，没有人登记过她的出生情况，没有人告诉过她其实她并不穷，也没有人告诉她，在外面她还有一个叔叔。当她去看望父亲的时候，没有人向她介绍自己。在我们前往访问的那些日子里，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把M女士藏了起来。
　　在被送进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之前，“准居民”应该被诊断为患有严重残疾。M女士曾经看到过很多卧病在床而无法自由活动的孩子，他们每天只有盯着四周的墙壁而无可奈何。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摇头或翻动身体。别人触摸他们时，他们会做个鬼脸，也许这就是一个微笑。他们发出的咕咕声、呀呀声以及啊啊声表示他们试图说话。
　　M女士的父母患有严重残疾，他们四肢弯曲，说的话也只有M女士自己能听懂。这栋楼里的其他成年人也一样是严重残疾人士，包括被安排在顶楼的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收容所不允许外人访问这些顶层的人。一个由医生、护工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的官方委员会负责确定收容对象是否为“严重残疾”，是否要把他们终生关押在这个收容所里。
　　在有些情况下，比如M女士的情况，委员会成员就不会考虑“严重残疾”的判定标准。M女士虽然说话含糊不清，但是能说出简单的、有连贯性的句子，她还能跳马其顿的圆圈舞，而且步调丝毫不乱。这个收容所的另外一个“居民”B女士是一个小儿麻痹症的受害者，也是M女士的朋友。B女士教M女士如何使用缝纫机锭子、缝衣针以及线轴，如何制作衣服之类的事情。也许收容所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认为M女士和B女士实际上属于这里，也许谁也不会想到M女士在这里度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居然想要离开这里，也许谁也不会想到收容所外面居然还有人会发现M女士的存在，或者会发现她和B女士以及其他病人并不是严重残疾。收容所里的病人死后埋葬时也要与社区的其他人分开，只是被埋在当地墓地中一个孤零零的、杂草丛生的角落，然后就被人遗忘了。也许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中谁也想不到M女士等严重残疾的或者不是严重残疾的人会有其他的归宿。

第七章 
　　帮助智障人士 
　　东欧地区有数千个这样的国家机构：在这里，大量的精神疾病患者在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状态下度过自己的一生。大约30岁的M女士就是在某一个这样的机构里被怀上和抚养的。她生活的机构名叫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Demir
Kapiya Special
Institution），位于马其顿南部，靠近山脉之间的一个裂谷，瓦达河经过这道裂谷，一路向南流向希腊。 
　　M女士的母亲怀她的时候，她的父亲还能坐着轮椅吃力地在病房里来回移动，她的母亲也能够在地板上拖着沉重的步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在她母亲怀孕6个月的时候，病房的护工才发现这一情况。当预产期来临时，一名社工开车将她母亲送到了一家妇产医院。婴儿时期的M女士在孤儿院度过了3年，后来医院的工作人员报告说有迹象表明她也患有精神疾病。于是，她被转送到了这家收容所，被安排在儿童病房，但是床位距离父母的床位不远。

M女士学着同周围那些吐字不清、费尽气力才能说个连贯句子的人交谈。一个护工成了她某种形式的教母，有人给她带来一辆粉红色的自行车，但是没有人请任何理疗师或语言治疗师来为她治疗，没有人想过让她去上学，没有人登记过她的出生情况，没有人告诉过她其实她并不穷，也没有人告诉她，在外面她还有一个叔叔。当她去看望父亲的时候，没有人向她介绍自己。在我们前往访问的那些日子里，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把M女士藏了起来。

在被送进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之前，“准居民”应该被诊断为患有严重残疾。M女士曾经看到过很多卧病在床而无法自由活动的孩子，他们每天只有盯着四周的墙壁而无可奈何。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摇头或翻动身体。别人触摸他们时，他们会做个鬼脸，也许这就是一个微笑。他们发出的咕咕声、呀呀声以及啊啊声表示他们试图说话。

M女士的父母患有严重残疾，他们四肢弯曲，说的话也只有M女士自己能听懂。这栋楼里的其他成年人也一样是严重残疾人士，包括被安排在顶楼的那些卧床不起的人。收容所不允许外人访问这些顶层的人。一个由医生、护工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的官方委员会负责确定收容对象是否为“严重残疾”，是否要把他们终生关押在这个收容所里。

在有些情况下，比如M女士的情况，委员会成员就不会考虑“严重残疾”的判定标准。M女士虽然说话含糊不清，但是能说出简单的、有连贯性的句子，她还能跳马其顿的圆圈舞，而且步调丝毫不乱。这个收容所的另外一个“居民”B女士是一个小儿麻痹症的受害者，也是M女士的朋友。B女士教M女士如何使用缝纫机锭子、缝衣针以及线轴，如何制作衣服之类的事情。也许收容所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认为M女士和B女士实际上属于这里，也许谁也不会想到M女士在这里度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居然想要离开这里，也许谁也不会想到收容所外面居然还有人会发现M女士的存在，或者会发现她和B女士以及其他病人并不是严重残疾。收容所里的病人死后埋葬时也要与社区的其他人分开，只是被埋在当地墓地中一个孤零零的、杂草丛生的角落，然后就被人遗忘了。也许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中谁也想不到M女士等严重残疾的或者不是严重残疾的人会有其他的归宿。

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内，无论什么文化背景的家庭，总是倾向于排斥那些无法行走、无法说话或者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思考的孩子，这并不一定是故意的。很多家长无力为残疾的孩子提供充分的保护和呵护，而且一些慈爱而有保护能力的父母在去世之前也找不到人领养他们的残疾孩子。但是有的父母不会善待自己的残疾孩子，而且在自己的家庭之外，残疾孩子也常常会承受嘲讽、无家可归、生活困苦以及暴力行为等磨难。比如，在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4岁的时候被遗弃在一个袋子里，巴黎人曾威胁要活活烧死他。

20世纪，保护残疾人的事业既有进步，也出现过一些悲剧性的倒退。19世纪末，社会改革者采取了一些保护残疾人的措施，把他们集中到收容所里，为他们提供住处、食物和衣服。德国纳粹分子在开始大肆屠杀犹太人之前，就用毒气杀害了德国收容所里的残疾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开始为残疾人建立收容所，并向残疾人提供教育服务，希望他们能重新进入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是这些收容所，包括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在内，都变成了残疾人的收容仓库。一些东方国家没有向收容所里的残疾人提供有意义的教育或培训，也几乎没有人重新回到更大的社区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残疾人收容所也存在一些问题。数十年前，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开始将残疾人从收容所转移到能够根据他们的个人需要提供特定帮助的家庭和公寓。照顾他们的人帮助残疾人购买食物、做饭、洗碗、洗衣服、参加培训、找工作、去银行存款以及帮助他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在乔治?索罗斯选择阿里耶?奈尔指导开放社会基金会的20年前，奈尔是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的执行理事，推动建立了一个名叫精神卫生法律项目（Mental
Health Law
Project）的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更名为戴维?L?贝兹伦精神卫生法律中心。这个组织成为美国国内促进残疾人权利的主流法律机构，史无前例地起诉虐待残疾人的收容所，保护残疾人免遭随意关押。这个中心积极主张让智障人士离开收容所，在社区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这样的组织直到柏林墙倒塌之后，才得以在东欧地区开展工作。新闻工作者进入马其顿、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家的残障人士收容所之后，这一地区的残疾人遭受的恶劣对待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比如，在普拉塔勒斯蒂（位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东部）的一个收容所里，残疾情况并不是很严重的孩子们披着大衣，穿着靴子，在1990年的圣诞节前夕躺在铁制散热器上面的几块硬纸板上，散热器没有一丝温度。有一些残疾儿童基本上没有衣服穿，在地板上自己的粪便里来回打滚。三四个甚至五个婴儿被放在金属材质的带栅栏的儿童床里，小床就像是马戏团用来圈动物的笼子一样。身着大衣的工作人员把收容所里的人赶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给他们盖上毯子，并监视着他们懒洋洋地坐在地板上，即使电视里人物的说话声或者收音机里传出的歌声也打不破这里的嘈杂。

惊骇不已的外国援助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纷至沓来，个人和组织纷纷捐款。在有些收容所里，散热器开始散发出热量；轮椅、新床和床上用品也有了；墙壁被粉刷成天蓝色或黄色；儿童的玩具堆满了架子。但是，仅仅改善一些收容所的硬件设施，释放一些没有残疾的收容对象，丝毫没有改变数十万残疾人依然被收容的现实：他们依然与社会隔绝，依然被限制在墙壁、栅栏和门房的小范围里。此外，在太多的收容所里，即便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也没有得到改善。

2009年，在保加利亚工作的人权调查员在一个刚刚修葺一新的收容所附近发现了一个被围起来的地区，该地区有很多棚屋，居住在这里的是30名患有精神障碍的妇女。工作人员不允许她们同其他收容对象一同吃饭。人权调查员看到，一个妇女把面包浸到室外厕所旁边的污水坑里，然后又吃了下去；另一个妇女的身上爬满了苍蝇。调查员报告说，保加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很多收容所里，工作人员为了自己的便利，没有给予收容对象适当的药物治疗。

阿里耶?奈尔加入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后不久，就支持埃里克?罗森塔尔（一位曾供职于戴维?L?贝兹伦精神卫生法律中心的律师）创办的组织调查东欧一些地区的收容所蔑视智障患者人权的情况，并将这方面的报告予以披露。罗森塔尔的新组织—国际智障人士人权组织（Mental
Disability Rights
International）前往匈牙利调查无视智障人士人权的情况，后来开放社会基金会就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即开放社会精神卫生倡议项目（Open
Society Mental Health
Initiative），旨在推动一些基层组织的发展，保护智障患者的权利，呼吁将他们从收容所转移到社区中那些合适的、获得经济资助的社区家庭。

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这个项目最初针对的目标是克罗地亚、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截至1998年，该项目还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前南斯拉夫联盟的加盟国开展活动。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朱迪丝?克莱因说：“在这些国家，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群是最被边缘化和最不受重视的人群之一。这些人几乎没有任何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机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制度化伤害的持续时间，这对他们的人权造成了大规模践踏，也有悖于开放社会的基本原则。”

将智障人士从收容所里解放出来，不仅需要改变家长、政治领导人、专业人士以及政府机构的态度，还需要改变普通大众的态度。普通大众虽然极不情愿地为收容所的费用埋单，但是他们几乎不注意实际效果如何，也不要求有关部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不要求有关部门对资金的高效使用负责。在克罗地亚，克莱因找到了一位合作伙伴：博尔卡?特奥多罗维奇。他是萨格勒布大学的教授，现在是非政府组织促进融入协会（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Inclusion）的管理者。这个协会积极倡议关闭该国的收容所，而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来取代。克罗地亚全国大约有4
500人因患有精神障碍而被收容。谈到这个国家时，博尔卡?特奥多罗维奇说：“我们落后了30年。这里的部门还没有认识到作出改变的必要性。政治领导人和各级官僚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从没有真正想过把智障患者从收容所转移到社区。但是，他们却制造了障碍。我们认为收容所是不是新建的，是不是洁净无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机构是限制人们自由活动的地方，而这些人都不应该被锁起来。社区能够而且应该承担费用，因为另外一种替代性的做法将会剥夺他们的人权。”

然而，在将智障患者从收容所里解放出来这一点上，克罗地亚比东欧其他国家做得还要多。兹登卡?彼得罗维奇是第一批从克罗地亚收容所里被释放的人之一。她深知被拒绝、被隔离以及被禁闭的痛苦。她在1965年刚出生时就被遗弃了，先在孤儿院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被人收养到了9岁，再后来就被送到了波斯尼亚的维舍格勒的一个收容所。“我小的时候，其他被收容的人照顾我。我希望能去上学，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她说。“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来收容所视察，我们就会被关在楼里，这样我们就不能和视察的人说话。他们打我们，他们会把我们绑起来，把我们的头发剪掉来惩罚我们。当外界为我们捐助的衣物到来时，护士和工作人员会将一切都据为己有。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不被允许用电话，只能偷偷地使用。收容所里的每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每件事都是谎言。我不相信任何人，我害怕一切，害怕别人对我大声吼叫，害怕学做饭。我很小的时候，就想逃离这儿。我想交朋友，我想有个男朋友。”

在波斯尼亚处于战争的期间，彼得罗维奇被转移到了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的一个收容所。她说：“我们在那里也是被锁起来。大海就在我们的眼前。”1998年，博尔卡?特奥多罗维奇问彼得罗维奇是否愿意尝试在收容所以外的世界生存，她说愿意。离开收容所后的11年时间里，彼得罗维奇学会了做饭、阅读以及计算。她读完了小学，找到了一份厨师助理的工作。她找到了自己的公寓，自己付房租，而不需要国家援助。她说：“我可以购买我想买的东西。我可以工作，自己挣钱，自己付房租。在收容所里，他们说我没有工作能力，他们说我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

彼得罗维奇成了这个地区第一个由智障患者领导的、同时为智障患者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者。她游说政府停止收容智障患者，并要求智障患者的人权得到尊重。2005年7月13日，彼得罗维奇在克罗地亚议会的人权委员会作证。她身穿职业套装，说话清晰干练、语速缓慢、语气坚定。她作证时说：“今天依然在收容所里的朋友也想出来。他们想得到我们的帮助，他们想要独立生活。我建议关闭所有的收容所，给这些人提供机会和帮助，使其能够独立地生活和工作。”

那时，彼得罗维奇就准备有朝一日能够走进克罗地亚的收容所，一对一地接触那里被收容的人，向他们解释在收容所外面生活的可能性。她说她将会做如下这些事情：

我会问他们是否想要出去。如果他们说不想，我会问为什么。 
　　如果他们不想离开，我会问他们为什么在收容所里感觉很好。如果他们说因为在收容所里有东西吃、有地方睡所以感觉好，那么我会问他们是否想在收容所外面有东西吃、有地方睡。

如果他们说他们不能离开，我会问他们为什么不能离开。我会问他们是否愿意工作并得到自己的报酬。我会问他们是否想要朋友，男性和女性的朋友。

如果他们说已经有朋友了，我会问他们的朋友是在收容所里还是在收容所外。如果他们说只是在收容所里有朋友，我会问他们是否愿意有新朋友—收容所外面的朋友。

如果他们说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离开，我会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一旦他们出去了，将会有自己的朋友，他们将能够自己决定要做什么、要吃什么、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醒。

人们对于自己未知的事物总是很害怕的。 
　　在开放社会精神卫生倡议项目积极开展工作的每一个国家，将智障患者从收容所里转移到获得支持的社区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政府部门以及现有的收容所的雇员，因为他们的生计就依赖于现状的维持。“太多的人将智障患者视为低人一等的物种，认为智障患者不值得享有基本的权利，但是最大的问题来自政府官员、收容所管理人员以及收容所方面的专业人士。一些收容所管理人员说资金不足，难以支持智障人员生活在更加广阔的社区。但资金并不是问题。将智障人员转移到社区的成本与生活在收容所里所需要的成本差不多。真正的问题除了保护自身利益之外，还在于专横的家长式态度以及对变革的抵触。人们认为残疾人在社区得不到资助，也得不到保护。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残疾人在收容所里也得不到充分的支持和保护，而且永远也不会。”

在匈牙利，保护残疾人权利的民间社团相对较少，而且摆脱收容所里禁闭生活的人也寥寥无几，因为匈牙利当局选择把他们转移到规模较小的收容所里。一个收容所里的修女向克莱因保证说，“清新的空气对他们就已经足够了”。

在罗马尼亚的整个边境地带，开放社会基金会为解放智障人士作出了努力。截至2009年，这些努力已经推动蒂米什瓦拉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模式，而且开放社会基金会正与罗马尼亚的有关方面进行谈判，计划在一个地区关闭3家拥有400名“居民”的收容所，同时资助那些为智障人士提供食宿的社区。然而，罗马尼亚数百名残障人士的生活环境依然非常糟糕。在有些收容所里，与开放社会基金会建立合作关系的国际智障人士人权组织的调查人员看到，收容所里的工作人员为了防止孩子们乱动，就把他们捆绑在有围栏的童床上，或者裹在被单里。一些被收容者身上有开放性的伤口，或者患上了褥疮。很多人严重营养不良，包括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发育迟缓，看起来还不到5岁的样子。一个收容所里的工作人员告诉国际智障人士人权组织的调查人员说，一些几乎不怎么残疾或者没有残疾的人可以很容易就被人收养，但也被送进了收容所，因为他们缺少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在塞尔维亚，开放社会精神卫生倡议项目为了将残障人士从收容所里转移到120个当地社区的家庭而作出了大量的努力。然而，这些努力却在一次选举之后付诸东流，因为该国政府背信弃义，拒不兑现提供配套资金的承诺。开放社会精神卫生倡议项目还在贝尔格莱德积极推动“残疾人社区生活计划”，将23名智障人士安置在了8个公寓里。截至2009年，这些人面临着重新被送回收容所的风险，因为当地官员和联邦官员在谁应该负责提供资助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在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支持下，国际智障人士人权组织在2007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揭露了塞尔维亚收容所里的恶劣环境。这份报告记录了收容所如何经常限制被收容者的人身自由和活动范围，人员配备如何不足，以及生活环境如何恶劣，包括住宅脏乱、传染病横行、医疗护理和康复措施缺乏以及监管缺失等等，这些都为被收容者带来了生命危险。如同在罗马尼亚一样，调查人员在塞尔维亚的收容所里也发现一些孩子和成年人被捆绑在床上。有些孩子甚至连续被捆绑在儿童床上好几年。塞尔维亚的官员告诉调查人员说，医生们仍然在鼓励父母将出生时患有残疾的孩子送到收容所里。由于开放社会基金会一直敦促塞尔维亚政府将智障人士从国家开办的收容所里转移到环境体面而且获得充分资助的社区家庭，该国一份报纸后来竟然发表了一篇反犹太人的文章来抨击乔治?索罗斯。

在格鲁吉亚，开放社会精神卫生倡议项目开始努力使残疾婴儿和低龄儿童脱离收容所，让他们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或者把他们安排在有家庭氛围的社区家庭。摩尔多瓦政府同开放社会基金会共同努力，关闭了一个收容男孩儿的专门机构，并提供了一系列服务，支持他们在社区生活。在阿塞拜疆，乔治?索罗斯拨出了150万美元的资金，开放社会精神卫生倡议项目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当地的合作伙伴一道协助该国政府落实一个将残障儿童从收容所里转移到社区的项目。索罗斯给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利耶夫写了一封信，寻求他的支持。2009年，索罗斯给马其顿总理尼古拉?格鲁埃夫斯基（Nikola
Gruevski）写了一封信，敦促他履行该国政府于2008年9月份作出的书面承诺，将200名残障人士从代米尔卡皮亚专门机构里释放出来。如果将解放智障人士的任务交给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那么M女士等被收容者将会永远待在收容所里。当地的政治领导人当时还在为关闭代米尔卡皮亚收容所而带来的“工作岗位的丧失”而公开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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