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布鲁姆经典名作！）

　　以崇高的勇气和惊人的学识，  《西方正典》充满激情地向我们表明，某些作家为何能够逃脱那足以湮没人类一切成果的时间而幸存。它激起我们的希望：那些一直为人性所珍视的东西，仍将为我们的后代子孙所珍视。
　　——《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一位孤独却有着巨大创造力与敏锐识别力的学者。他的性格中有着不合流俗的品质，我将他视为远在天涯的思想知己。可想而知，我在相遇《西方正典》时，心情是如何的激动——我仿佛是独自漂流到一座孤岛上的人，忽然看到了天水相接的苍茫处，悄然滑动着一叶帆，而且这片白帆显然是朝这座孤岛悠悠而来。
　　——曹文轩
　　丰富浩瀚，咄咄逼人，博学多识，有如醍醐灌项。本书实乃一座里程碑，可以预期的是，它将一直挺立下去。大胆飚烈有余，温润和悦亦足。……在阅读文化几近消失之际，这本书会是读书人的珍宝。
　　——江晓原
　　推荐这本书不需要什么理由，作者的名字、书的品质本身就可以保障。
　　——孙甘露

　　哈罗德-布鲁姆，1930一当代美国极富影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出生于纽约市，先后就学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自1955年以来任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著述甚丰，获得过诸多奖项与荣誉。六十年代布鲁姆通过对英国浪漫派诗人的深入研究，动摇了T．S．艾略特的保守形式主义批评在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七十年代前期转向一般文学理论研究，与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和希利斯·米勒并称耶鲁四大批评家，以诗歌误读和影响的焦虑理论更新了对文学传统的认识。九十年代以后布鲁姆又转向《圣经》和宗教研究。

　　经典悲歌
　　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尽管近来流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但经典的真正问题仍在：那些渴望读书者在世纪之末想看什么书?(怪经》所云的七十载光阴还不够阅读西方传统中伟大作家的部分名著，更不用说遍览世界上所有的传世之作了。读书必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马拉美的名句“此身憔悴，啊，我已饱读天下诗书”不免夸张。马尔萨斯式的过剩应该是经典焦虑的真正缘由。近来，自称身负批评家政治使命的学界旅鼠们无时无刻不在坠身悬崖，然而，主张教化的潮流终会退去。我们的每一个教育机构中都将设立文化研究系，这一趋势好比一头公牛不可拂逆；同时，审美的暗潮也会涌动，从而使人们恢复几许读书的激情。
　　奥登曾言：评论劣书有害人品。像所有多才的道德家们一样，奥登忍不住地要理想化，他也确实应该活到今日，时下，一些新的政治委员们告诫说读好书于人品也有害，我想这也许是对的。阅读名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会使我们变成更好的公民。照那位凡事正确、品位崇高的奥斯卡．主尔德的说法，艺术确实毫无功用。不过他还指出，一切劣诗都是诚挚的。假如我有行事的权力，我会要求把这句话刻在每一所大学的校门之上，以便每个学生都能思考其中的真知灼见。
　　《纽约时报》一篇社论曾称赞玛雅·安杰洛为克林顿总统所写的就职诗具有惠特曼的雄浑，其诚挚感人至深；该诗就成了充斥今日学界的所有速成经典中的一部。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的抵制是有限度的，过了这个限度连我们的大学也不得不指控我们是种族主义者或性别主义者。我记得一位同事无疑是以嘲讽的口吻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都是女性主义批评家。”这一说法似乎更适于用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因为那里的人们无法指望从解放中获得解放。于是，那些机构也许会听从兰佩杜萨的《豹》中亲王对同伴的劝告：“对一切事都稍做改变，于是一切就会照旧。”
　　不幸的是，万事在变，因为阅读的艺术和激情作为我们事业的基础，深深地依赖那些从小就爱好读书的人。即使虔诚而孤独的读者们如今也必定感到苦恼，因为他们也无法确知，新一代人是否会反叛时弊，钟爱莎士比亚和但丁胜过所有其他作家。黄昏的大地上阴影正在延伸，我们在临近第二个千禧年，阴影还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