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再转型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作者利用国内外已解密档案文献，分析中苏同盟的内在分歧及其结局：一是*、赫鲁晓夫与1957莫斯科会议以及中苏为实现的军事合作；二是炮击金门引发的苏联反应和中苏分歧；三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及苏联的反应；四是中印冲突以及中苏分歧公开化；五是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分析。
　　附录四个大档案及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

目　　录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
——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
一、双方的合作愿望与苏联的领导者心态
二、中苏实现军事合作的良好条件和背景
三、赫鲁晓夫的一相情愿与毛泽东的过激反应
四、中苏两党会谈的表面结果与潜在阴影
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
——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炮击金门：苏联的应对与中苏分歧
一、困惑：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目的何在
二、恼火：赫鲁晓夫像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三、尴尬：莫斯科不得不为北京提供核保护
四、分歧：中苏关于处理危机的不同方针
——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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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编者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
作为中国“冷战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沈志华教授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自费从俄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并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外学者使用，从而为该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本人，更是与这些档案朝夕相处，潜心研究，近二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档案文献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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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
　　——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
　　这里所说的军事合作，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即双方在战争状态下协同作战，或在和平时期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所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而不包括一般意义上讲的在交流军事技术、提供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等方面的相互援助和协作。从这个角度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同盟充分体现了其军事意义。此期的联合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等。应该说，这些军事合作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然而，随着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分裂，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始终未能取得成功。
　　综观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苏合作关系的脆弱性，同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在这里，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际性的，特别是20世纪共产党在各国（或各地）兴起的时候，这种党际关系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政治特征，即各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性和先导性，苏联共产党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然而，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其本质是排斥被领导各党的主权和独立地位的。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同盟关系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在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这种事例不只一次地表现出来。
　　本文着重分析1950年代中后期在中苏军事合作方面所发生的三个事件，即远东防空协定、建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问题。在以往涉及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多有讨论，但主要利用的是中方史料，其结论也比较简单——苏联有意侵害中国主权而遭到抵制，导致中苏合作失败。本文则结合近几年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及苏方当事人的回忆，从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关系及其政治特征的角度，对上述事件的历史背景、原由以及两国领导人处理问题的动机和方式，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一些或许不同以往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

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 
　　——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 
　　这里所说的军事合作，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即双方在战争状态下协同作战，或在和平时期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所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而不包括一般意义上讲的在交流军事技术、提供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等方面的相互援助和协作。从这个角度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同盟充分体现了其军事意义。此期的联合军事行动，主要表现为苏联出动空军部队和飞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占领新疆，协助中国进行沿海地区的防空，保障朝鲜战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等。应该说，这些军事合作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效果是明显的，意义是重大的。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从战略上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同样，中国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并联合苏联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防，巩固政权。然而，随着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分裂，双方在和平环境中的军事合作始终未能取得成功。 
　　综观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苏合作关系的脆弱性，同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执政党之间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在这里，国家关系是党际关系的延续，即各国共产党把他们执政前相互关系的政治形态及其准则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国际性的，特别是
20世纪共产党在各国（或各地）兴起的时候，这种党际关系表现出一个明显的政治特征，即各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性和先导性，苏联共产党一直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然而，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其本质是排斥被领导各党的主权和独立地位的。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同盟关系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
——一旦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挑战，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便会出现动荡，合作也就无法维持下去。在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这种事例不只一次地表现出来。 
　　本文着重分析
1950年代中后期在中苏军事合作方面所发生的三个事件，即远东防空协定、建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问题。在以往涉及中苏关系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多有讨论，但主要利用的是中方史料，其结论也比较简单
——苏联有意侵害中国主权而遭到抵制，导致中苏合作失败。本文则结合近几年披露的俄国档案文献及苏方当事人的回忆，从社会主义国家同盟关系及其政治特征的角度，对上述事件的历史背景、原由以及两国领导人处理问题的动机和方式，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一些或许不同以往的看法，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双方的合作愿望与苏联的领导者心态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在争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过程中，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和加大了援助中国的步伐，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两国在经济、外交和政治领域都表现出积极的合作态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双方都有此需要和意愿，中苏之间的军事合作却未能在朝鲜战场共同作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个中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而赫鲁晓夫则没有及时调整原有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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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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