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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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编的中、法、美、德、澳等五国反映中法建交内容的161件档案，可以作为中法关系研究尤其是中法建交研究的基本资料。通过这些档案，既可以更完整地构建中法建交的历史过程，也可以展现这场“外交核爆炸”对国际社会的冲击。1964年1月中法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其冲击效应被国际社会誉为“外交核爆炸”，事件本身也成为推动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转变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各国相继解密关于这一事件的绝密外交档案。本资料集选编中、法、美、德、澳五国有关中法建交的档案161件，更完整地展现了中法秘密谈判的过程以及美国、台湾当局等对这一事件的应对，既可为学界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中法关系提供*手文献，也可作为历史爱好者的读物。

内容简介

1964年1月中法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其冲击效应被国际社会誉为“外交核爆炸”，事件本身也成为推动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转变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各国相继解密关于这一事件的绝密外交档案。本资料集选编中、法、美、德、澳五国有关中法建交的档案161件，更完整地展现了中法秘密谈判的过程以及美国、台湾当局等对这一事件的应对，为学界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中法关系提供*手文献。

作者简介

姚百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为战后国际关系史、世界当代史，目前正致力于探讨冷战时期的美法关系、中法关系、冷战史史料学等课题。著有《冷战史研究档案资源导论》（主编），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目　　录

编者导论
第一部分　中国档案
第二部分　法国档案
第三部分　美国档案
第四部分　其他国家档案
　　壹　德国档案
　　贰　澳大利亚档案
附录一　中法建交大事年表
附录二　参考文献
附录三　档案简目（档案编号序）
附录四　索引
后　记

前　　言

编者导论

1964年的中法建交，曾被学界誉为“外交核爆炸”，震惊世界。中法建交已过50余载，为促进学术研究，并纪念这一事件，特编选本资料集。为便于读者利用，此处对中法建交概况、相关档案解密情况及本书编选原则作些简单说明。
一　中法建交概况
中法国家层面的关系始于鸦片战争，此后历经晚清和民国政府一直存续。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新中国成立，中国实现了政权更替。已在中国大陆建立有效管辖的新中国，理应继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作为西方一员的法国追随美国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继续同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维持着“外交”关系。1949～1962年，中法间只有一些民间性质的经贸文化往来。

编者导论                  1964年的中法建交，曾被学界誉为“外交核爆炸”，震惊世界。中法建交已过50余载，为促进学术研究，并纪念这一事件，特编选本资料集。为便于读者利用，此处对中法建交概况、相关档案解密情况及本书编选原则作些简单说明。         一　中法建交概况         中法国家层面的关系始于鸦片战争，此后历经晚清和民国政府一直存续。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新中国成立，中国实现了政权更替。已在中国大陆建立有效管辖的新中国，理应继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作为西方一员的法国追随美国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继续同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维持着“外交”关系。1949～1962年，中法间只有一些民间性质的经贸文化往来。         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格局从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态势演进，美欧矛盾和中苏分歧的加剧，成为推动这种态势的重要力量。两极格局的松动为分属两大阵营的中法两国发展关系提供了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外交战略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一边倒”、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美帝逐步转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并日益重视西欧尤其是法国这些“间接同盟军”在反帝反修中的战略作用。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为恢复法国大国地位，追求对美外交独立，同时为重返印度支那地区做准备，也把中国作为可以利用的重要力量。         1963年10月下旬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以“私人名义”访华，按戴高乐的指示与中国商谈发展两国关系的问题。富尔访华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曾分别予以接见。周恩来、陈毅在北京、上海两地与其进行了多次会谈。最终，中法在内部默契的基础上，达成了直接建交、立即互换大使的方案，并约定通过互换照会来完成建交步骤。同年12月到次年1月，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和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波马歇（后改任外交部办公室主任）在瑞士伯尔尼进一步商谈建交问题，最终确定建交方案。         1964年1月27日，中法同时公布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2月10日，台湾当局与法国“断交”。同年5月底至6月初，法国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和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分别到任并递交国书，法国和新中国的外交关系最终建立。         二　相关档案解密及出版情况         许多国家的档案中都有对中法建交经过及其影响的相关记载。根据本书编选情况，这里简略介绍中、法、美三国相关档案的解密情况。         2004～2008年，中国外交部分三批开放了1949～1965年形成的外交档案，其中与中法建交有关的主要档案解密于2008年。这批档案包括关于富尔访华的文件、关于瑞士建交谈判的文件，以及中国对法国内政、外交评估的文件。除少量几件外，绝大部分尚未出版。         从1990年代末开始，台湾也陆续开放了其“外交档案”。在这些档案中，关于中法建交的卷册众多，主要集中在台湾“外交部”档案中，其馆藏有二：一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档案（注释中简称：近史所外档）；二为“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注释中简称：“国史馆”外档）。也有少量档案见于“总统文物”，典藏于“国史馆”。这些台湾档案尚未被系统整理出版。另外，斯坦福大学收藏的蒋介石日记中，也有关于中法建交的内容。         法国外交档案遵循30年解密的原则，关于中法建交的档案在20世纪90年代就可以查询利用。这部分档案主要收录在1944年以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相关卷宗里（MAE,ASIE-OCEANIE 
1944-）。法国外交部出版的《法国外交文件集》（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ais，DDF）以及戴高乐的《书信、札记、文稿》（Lettres,Notes et 
Carnets）中，收录了不少有关中法建交的重要档案。关于中法关系的文件，国内外有非常零散的译本。         美国政府外交档案亦遵循20～30年解密的原则，关于中法建交的档案绝大部分已解密。这些档案主要分布于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中，其中以国务院的档案为最多。ProQuest公司所属的美国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UPA）较为系统地以缩微形式出版了这些档案；也有部分档案由学者或数据库公司挑选出版，收录在诸如《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数据库（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等文件系统中。有些档案亦被译成中文。         三　档案编选原则         本书收录中、法、美、德、澳五国档案共161件，其来源及分布如下：中国档案限于从公开出版物中选取，共7件；法国档案，选取《法国外交文件集》、戴高乐的《书信、札记、文稿》及法国外交部的未刊档案，共57件；美国档案，选取FRUS、DDRS、DNSA以及UPA部分缩微中的档案，共93件；另有从德国（联邦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外交档案中选译的档案各2件。主要文件为有密级的档案文献，但也根据内容重要性适当选取了几件当时已公开的文献。         在档案编选上，本书遵循如下原则。         （一）档案来源选择。档案有正本、草本的，以正本为准，但有些重要的改动会在注释中体现；同一份档案有多种文件源的，尽可能注以方便查找的来源；有多语种的档案，努力查找档案的最初语种版本。         （二）档案编号。档案左上角之档案编号为编者自拟，分别表明该档案的时间（8位编码）和整理档案时的流水号（5位编码），格式为：××××××××，ZFD×××××。         （三）档案标题。现标题为编者自行拟定。拟定标准主要是根据档案的类型；电报、信函、照会等标明收发者；谈话记录、备忘录等标明谈话双方，等等。由于电报内容中多有参照相关电报之说明，所以在整理电报时在标题后增加了文号。         （四）档案时间。档案时间以原档生成的主日期为准。如电报为正式发出时间，但美国国内机构接收的电报，则以接收日期为准。         （五）档案内容。一般照原文全文照录或照译。如下几点需做特别说明：         1.节录与节译。部分档案内容涵盖广泛，本书只节录或节译了与中法建交有关的部分。省略部分，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2.部分未解密的内容，以“（有……未解密）”形式标出。         3.部分档案对中国及其领导人时有蔑称或不正确的评判，在涉台用语上与我们也不尽一致。为维持档案原貌，整理时未加改动，希望读者阅读时自行辨别。         4.整理中对档案中部分标点及数字进行了修订，以照顾中文的文法和阅读习惯。         （六）档案附件。原档案附件，根据内容重要性，适当加以收录；未收录的，也做注释予以说明。         （七）档案注释。档案注释有两种类型。一是档案原注。本书部分档案来自纸本出版物，对原编译者的注释，适当予以选取，并以“——原编译者注”加以标明。二是本书编者自己所加注释，以说明档案来源，介绍相关档案关系，对档案内容进行补充等。         此外，本资料集最后还制作了“中法建交大事年表”、“参考文献”、“档案简目（档案编号序）”、“索引”4个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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