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东汉名教之治从东汉后期开始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士大夫无法阻止皇权“非道”，另一方面是崇尚儒家名节的统治方式导致了世风之虚伪。面对皇权“非道”，东汉士人笃信道德的力量，发动清议运动，士风由“保身怀方”重“去就之节”转向“蹈义陵险”的“嫜直之风”。党锢事变的结局动摇了士人的名教信念，使士人由“嫜直"而“大直若屈”。汉末士人恢复汉朝统治的努力失败后，其名教理想几乎完全破灭，他们开始寻求新的社会政治理想。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至，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并援引《庄子》赋予其玄学意义，开创了魏晋“达"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不拘礼俗”。士大夫对社会政治理想的反思和践行，与对自身处世态度的反思和践行，二者交汇的结果是在魏晋之交出现了旨在思想革新、社会革新与政治革新的新士风——玄风。两晋玄风的表现是：思想上崇尚玄学，行为上崇尚放达，任官崇尚不尽职守。在朝、在野两种玄学指导着晋代的士风。在朝玄学是道家化的儒家，在野玄学持道家立场，二者都在反传统的方向上推进晋代士风。南朝士风大体上继承了魏晋的士风形态。但南朝士大夫对魏晋传统的坚守，旨在维护士大夫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社会意识的领导权，而非如魏晋士风旨在玄学理想的践行或曰“利便”。南朝士风始变于晋宋之际，清谈地位下降，对玄学义理的探讨淡化下来，“仕贵遗务”的精神内涵由实践玄学政治观转为表明士大夫“淡退”的政治姿态。刘宋后期朝廷试图树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尽管士大夫屈从于皇权，但他们对士风传统的维护，仍是对皇权扩张的柔性抵抗。南齐永明儒风的兴起，表明士大夫与皇权开始谋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结束了二者的对抗。但这种融合是以士大夫回归儒家皇道意识为前提的。随着南朝中下层士人在文化、政治上的崛起，他们成为梁代士风的主体，其崇尚进取、实干与注重交游的阶层性格给士风增添了新的色彩。陈朝采取优待前朝士大夫的政策，使梁朝士风在陈朝继续存在下去。陈后主是陈朝后期士风的中心人物。随着陈朝的灭亡，南朝士大夫丧失了政治、社会地位，盛行一时的玄风便随之烟消云散。与魏晋南朝士风相比，北朝士风的基本特征是学术上的习经并专经之风、言行上的儒者之风、政治上的当官任事之风，指导北朝士风的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孝文帝改革以后，出现的“浮薄"的士林风气，它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背离经学思想的腐化之风，另一类则是一种新的文学趣尚和玄学风范。后者的出现表明北方在一百多年后，重新走上了东汉通往魏晋的旧路，在文化发展方向上与继承魏晋传统的南方趋同。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四条线索来把握：一是士大夫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二是士大夫天下意识与自利意识的彼此消长，此二者均取决于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动；三是士大夫对本阶层的反省与批判；四是社会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动，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及演变，对士风发展的影响。前三条线索并非单独行进，而是相互牵扯，彼此缠绕，这三条线索都是从士大夫的角度来阐释士风的变化。第四条线索则是从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动)来说明士风的变化。虽然这四条线索贯穿于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轨迹之隐显，对士风影响之强弱，是不同的。在东汉至魏晋的士风演变中，这四条线索都很显著；在南朝士风的演变历程中，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四条(指梁武帝扩大门阀阶层的改革)线索最为明显，北朝士风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四条线索。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变化也不总是发生在同一层面、同一方面。东汉至魏晋的变化是士风形态的变化，变化是全层面、全方位的，即整体性的变化。南朝的士风形态是对魏晋的继承，变化主要是士人政治角色自我界定的变化，其间还有社会政治理想的修正(永明儒风的兴起)，和行为层面的变化(中下层士人的崛起给士风增添了他们的行为风格)。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则是思想与行为层面的分离，和思想层面上对士人个体人格看法的改变。通观东汉魏晋南北朝士风的历史走向，其发展理路是明晰的：从东汉到魏晋而大变，再从魏晋延续到南朝；北朝在停滞了百年后，又开始走上东汉通往魏晋的旧路。如果以玄风来标志这个时代的士风的话，东汉到魏晋是其形成与鼎盛期，南朝是其衰弱与消歇期，北朝后期不过稍习玄风末流，未尝展开也不可能展开，因为承托并鼓荡玄风的特定背景和内在动力已不复存在。从玄风最后的走向来看，南朝的玄学政治观由实践领域退缩到意识形态领域，进而再在意识形态领域将主导权让给配合皇权政治的儒家思想，玄学的影响也逐步退缩到个体思想与生活领域。北朝后期虽然重新绍续魏晋以来的文化精神，开始尊重个体，但由于门阀势力的局限，玄学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引起共鸣，其文化上的开创性也就仅限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突破经学思想。南北双方虽是一退一进，但最后的趋同点却是将魏晋士风传统的影响限定在个人思想和生活领域。魏晋南朝玄风的兴起、鼎盛、衰弱、消歇与门阀士族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士风主体在精神领域、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士风的变化。门阀制度的建立和士族特权的取得，使士大夫人格的独立性、文化垄断及社会权威，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玄风近三百年的流行即基于此。尽管玄学在政治上的实践不太成功，西晋灭亡、梁朝灭亡与它都有关系，至少儒学中人是这样看，其政治构想也在隋唐以后被排除出主流意识形态，但它在个人精神领域是成功的，尊重个体性情、开拓内在精神空间，挑战儒家的教化人生观，培养了独立人格。这便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