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侧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者任中华书局《书品》编辑期间，结识了启功、钱锺书、周一良、程千帆等老一辈著名学者，深为他们的人格与精神所感动。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华如逝水，这些可敬的文化老人大多已经故世，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也渐渐远去。就在这一年里，作者提笔写下了与这些老一辈学者的交往，再现了他们朴实而卓越的风采。 

自然规律最是无情，接下来的就是“哲人其萎”的事实，很多大师先后驾鹤西去，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缺少真正的大师的时代。为了能让今天的年轻人多了解大师们的贡献和风采，作者把同他们的接触如实地记述下来编成本书，内容包括《给钟敬文先生出最后一本书》、《我和顾廷龙先生的友谊》和《我和邓广铭先生的一些交往》等32篇文章。

张世林，1984年调入中华书局，1986年参与创办《书品》杂志，并任责任编辑。1992年调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后改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参与创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并任责任编辑。1999年调入朝华出版社。2000年入新世界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1 给钟敬文先生出最后一本书
做编辑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向学者约稿，就像记者可以采访名人一样。我和钟老的相识，就是因我主动去拜访他并向他约稿，时间是1998年的开春，那时我正在紧张地主编《学林春秋》一书。当时我已经组织了很多位老先生的稿子，但后来一查却缺了钟老，这就等于说在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中缺掉了“民俗学研究”这十分重要的一环，因为钟先生一向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之父”。尽管他那时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我还是叩响了他家的宅门。
没想到初次见面，钟先生便对我的想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20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需要有人来抓。就拿我所从事的中国民俗学研究来说吧，已经走过了整整八十个年头了，我确实有一些话要说。你这次来约我写这方面的稿子，我一定会写的。”就这样，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
过了也就是两个多月吧，我便收到了他撰写的两万四千多字的长文——《我与中国民俗学》。他在文中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民俗学研究中所走过的坎坷历程，涉及到该学科经历过的每一个阶段。钟先生做了大量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全身心地参与和开拓，就没有中国民俗学研究事业兴旺发达的今天。钟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虽然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进步，但一下子达到豁然贯通境地的事情是没有的。学问、思想的进步，主要要凭不断地积累，而不是‘弹指楼台’。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探索的结果。现在有些青年同志，他们在态度上有些急躁，希望一夜之间学问就成熟了。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是正常的态度。它忽视了学术成长的必需历程，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虚幻之花。我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诚恳地告戒他们：只有服从规律，才能获得成功！”这语重心长的话语，揭示了积累和成功的规律。是钟老留给广大后学的宝贵的治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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