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基利贝格斯

“你们知道树看到斧子进森林时怎么说吗？瞧啊，那把柄是咱自己人！”

蒂隆·密汉从小就受到父辈爱国精神的熏陶，长大后成了一名爱尔兰共和军军官。然而，在一次战斗中，他误杀了自己的一位战友，却没道出真相。从此，他在“英雄”桂冠的折磨下，良心不得安宁。最后，他被英国特工利用了这一点，成了两面人。他的同胞和家人知道实情后，不但唾弃他，并且消灭了这个叛徒。

这部小说受到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兼英国特工丹尼斯·唐纳森的真实经历所启发。索尔·沙朗东曾作为法国《解放报》记者认识唐纳森，两人成为朋友，但这段友谊却因为爱尔兰的局势而改变。对友谊的背叛，为独立而进行的争斗，而内情却从未道出。在唐纳森去世之后，作者借小说主人公之口，原原本本道出了其中的隐情，也以这部小说沉重地埋葬了这段友谊。本书荣获二〇一一年度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

索尔·沙朗东（Sorj Chalandon ）是法国作家，一九五二年出生于突尼斯，曾为法国《解放报》担任记者直至副主编，撰写过许多关于北爱尔兰的重要报道，二〇〇六年出版小说《承诺》，荣获美第奇文学奖。二〇〇八年出版小说《我的背叛》，灵感主要来自他个人的经历，特别是是与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亲密关系；三年后，他以“背叛”这一主题又写作了小说《重返基利贝格斯》，并荣获二〇一一年度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二〇一三年，他出版了小说《第四面墙》，讲述了一个想把让·阿努伊剧本《安提戈涅》搬上舞台的黎巴嫩导演的故事，荣获龚古尔中学生奖等多项文学奖项。

序言

“如今一切真相大白，他们必然要代我发言。爱尔兰共和军[1]，英国人，我的家人，亲近的人，素未谋面的记者。有些人甚至敢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又是如何要走到背叛这一步。也许还会有关于我的书出版，想起来就气人。切莫听信他们所言。不要相信我的敌人，更不要相信我的朋友。遇到声称认识过我的人，你们最好扭头就走。谁也不是我肚里的蛔虫，没有人。我今天之所以开口，是因为只有我才能说出真相。因为我希望，在我之后，是休止。”

基利贝格斯，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蒂隆·密汉

后 记

    蒂隆·密汉的尸体于二〇〇七年四月五日星期四十五时被爱尔兰警察发现。他面朝下趴在壁炉前的客厅地上。他很可能刚从林子里回来，身边散落着许多树枝。他穿着外套，戴着围巾，帽子掉在地上。

凶手们用大榔头砸开大门。他身中三枪，12/76口径的铅弹，一般用来射杀大型猎物。第一枪从手腕处打烂了他的左手，他似乎试图自我保护。第二枪射中颈部，打掉了右脸颊和肩膀的一部分。第三枪打中腹部。

IRA随即否认对蒂隆·密汉的死负有责任。一直到四年之后，二〇一一年的复活节，一个反对和平进程的共和组织才声称对这一“处决叛国者”的行动负责。

“他看起来对我们的出现并不吃惊，”两名蒙面杀手讲述道，“他没有喊，也没有哀求。他试图逃到房间里，但滑了一跤摔倒了。我们行刑的时候他已经在地上。”

蒂隆·密汉于二〇〇七年四月十四日被安葬在贝尔法斯特的市政公墓，送行的只有他的家人。

杰克如今已移民新西兰，在基督城某个爱尔兰酒吧工作。希拉依旧生活在贝尔法斯特，哈罗大道十六号。

索尔·沙朗东这部小说令人感动而又心碎，它讲述了一个悲剧性传奇：那段历史中，爱尔兰是一个分裂、受伤的国家。这本书具有深刻的人性，写得精彩绝伦，字里行间都是寂静的泪水。

——法国《新观察家》杂志

父亲揍我的时候嘴里喊的是英语，就好像他不愿让我们的语言掺和进来。他一边揍着，战士口号般的词语从歪拧的嘴型里咆哮而出。父亲揍我的时候他不再是我父亲，他只是帕特里克·密汉。杀气满面，眼神冰冷，那个来者不善、谁见了都要换道走的密汉。一喝酒，父亲便会猛砸地面，撕裂空气，口齿不清。他走进我房间，黑夜也要吓一跳。他不点蜡烛。他像头衰老的动物一样喘着粗气，我等着他的拳头砸下。

一喝酒，父亲就像我们的敌人一样占领爱尔兰。他对周遭充满敌意。在我们的屋檐下，家门口，基利贝格斯的路上，荒野中，森林边缘，白天，黑夜。所到之处，他用粗暴的动作强占地盘。人们远远就能看到他。人们远远就能听到他。他的话语和动作一样踉踉跄跄。在我们村上的慕林酒吧，他顺着凳子滑下来，朝桌子走过去，大手掌往酒杯间猛一拍。他不同意的时候？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应：手指直接戳进啤酒里，配合眼神，话都不用说。其他人都闭了嘴，压低了帽檐，只留眼睛偷偷瞟望。然后他站起身，双臂交叉在大厅里踱步，等待反击。喝了酒的父亲叫人害怕。

有天，在去港口的路上，父亲给了老麦克加里格的驴乔治一拳。卖炭翁给他的牲口起了个英格兰国王的名字，为的是能狠狠踹它屁股。我在那里，跟着我的父亲。他带着早晨的微醺跌跌撞撞，我跟在后面一路小跑。老麦克加里格在教堂对面的街角处举步维艰。他一手拽驮鞍一手抓笼头拉着这头纹丝不动的驴，不惜以诸神的名义加以威胁。父亲停下来，看着老头和前肢离地的驴，一个慌张，一个倔强。他穿过街，推开麦克加里格，站到驴对面，厉声呵斥它，好像他面前站的是不列颠君王。他问它知不知道帕特里克·密汉是谁，敢不敢想像是它在跟谁作对。他弓身把脸凑过去，额头对着额头，威胁它，等待牲口给他一个回复，一个动作，等它投降。然后他一拳下去，打在眼睛和鼻子中间。乔治一个踉跄，侧身倒下，板车上的煤块撒了一地。

“Éirinn go Brách ! ”[1]父亲喊道。

然后他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走。

“讲盖耳语[2]，就是抵抗。”他接着自言自语。

我们继续赶路。

*

孩提时代，母亲差我去酒吧里找他。天很黑。我不敢进去。我在慕林厚重的门和窗帘低垂的窗口徘徊，等着有人出来才好溜进混杂着啤酒酸、汗臭、潮湿的大衣和冰冷烟草的气味里。

“帕特？我想是喝汤的时间到了吧。”父亲的朋友们笑他。

他私底下举手揍我，但当我进入他的世界，他张开双臂迎接我。那时候我七岁。我低着头，倚靠吧台站着等他把歌唱完。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胸口。他在哀悼破碎的国家，逝去的英雄，失掉的战争，他向伟大的先人们求助，向一九一六年的起义者求助，向排成哀怨长队的所有在战争中牺牲的先人求助，盖尔部落的首领们，还有圣帕特里克[3]，用他的螺旋手杖驱赶英格兰的牛鬼蛇神吧。我呢，仰望着他，听他唱歌。我观察着其他人的肃静，我以他为傲。不管怎样，毕竟。以帕特·密汉为傲，以这位父亲为傲，尽管我后背满是深色的伤疤，我的头发被一撮撮揪下。当他为我们的土地歌唱时，所有的额头都高高昂起，所有的眼睛都噙着泪水。在凶恶的那一面之外，父亲首先是个爱尔兰诗人，而我就是以这个男人的儿子的身份被看待的。更何况，穿过这道门，我感到热量。有手扶我的背，拍我的肩，有男人之间的眼色，使给还是孩子的我。有人允许我在棕褐的啤酒沫里蘸湿嘴唇。我的苦涩就是从这里来的。我喝着这种土地和血液的混合物，细细体会个中滋味。这种浓稠的黑色液体后来成为我的生命之水。

    “我们汲饮着我们的土地。我们不再是人。我们是树。”高兴的时候父亲如此唱道。

    其他人都是把杯子一放帽子一扣就离开酒吧。父亲可不这样。迈过门槛之前，他总要讲个故事，最后一次吸引众人注意。然后才站起身，套上大衣。

    然后，他和我，我们便回家。他踉踉跄跄，我以为我搀着他。他指着月亮，还有路上的月光。

    “那是死人的光。”他说。

月光下，我们的身影已经有几分幽灵的意味。大雾的某夜，他抓着我的肩膀，在飘渺的山丘之前，他向我保证，生命过后，一切就会是这样，宁静，美丽。他对我发誓，我不再会有任何恐惧。经过写着“NA CEALLA BEAGA”[4]示意村子尽头的木牌时，他向我打包票，说天堂里讲的是盖耳语，说那里的雨就跟这个夜晚一样细腻，但是温润甜美得如蜂蜜般。然后他就笑了。他往上提了提我外套的领子，怕我冷。甚至有一回，在回家的路上，他拉了我的手。我心头却发痛。我知道这只手还会变成拳头，很快，它就会从柔软变得如金属般坚硬。一个小时后，或者明天，我无法明了其中原因。出于恶意，出于骄傲，出于愤怒，出于习惯。我是父亲的手的阶下囚。但是这天晚上，我的手指和他的手指叠在一起的时候，我享用了他的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