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道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由于本书的研究而被西方汉学界誉为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在本书中，韦伯对世界各主要文化的经济伦理原则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并将它们与西欧及其他社会中的类似方面进行比较，同时从“物质”和“观念”因素方面论述了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原因。本书是海外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必引的名著之一。

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也是当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印度宗教》、《古代犹太教》、《经济与社会》、《社会科学方法论》、《普通经济史》等。

目　　录

第一篇社会学的基础
第一章城市、诸侯与神明
一货币制度
二城市与行会
三诸侯的行政与神的观念：与中东相比较
四中央君主的具有神性的祭司地位
第二章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
一采邑制度的世袭神性的特性
二统一的官僚体制国家之恢复
三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
四公共的负担：徭役国家与租税国家
五官吏阶层与按配额征收的赋税
第三章管理与农业制度
一封建制度与财政制度

第一篇 社会学的基础 第一章 城市、诸侯与神明 一 货币制度 二 城市与行会 三 诸侯的行政与神的观念：与中东相比较 四 中央君主的具有神性的祭司地位 第二章 封建的与俸禄的国家 一 采邑制度的世袭神性的特性 二 统一的官僚体制国家之恢复 三 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 四 公共的负担：徭役国家与租税国家 五 官吏阶层与按配额征收的赋税 第三章 管理与农业制度 一 封建制度与财政制度 二 军队组织与王安石的改革尝试 三 国库对农民的保护及其对农业状况所造成的结果 第四章 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 一 资本主义依存关系之缺乏 二 氏族组织 三 中国村落的自治 四 氏族对经济关系的羁绊 五 家产制法律结构 第二篇 正统 第五章 士人阶层 一 中国人文主义的仪式主义的和以管理技术为取向的性质向和平主义的转变 二 孔子 三 考试制度的发展 四 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五 士人阶层的等级性质——贵族与贡生的荣誉 六 君子理想 七 官吏的威望 八 经济政策的见解 九 士人阶层的政敌——苏丹制与宦官 第六章 儒教的生活取向 一 官僚政治与僧侣统治 二 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 三 自然科学思维之欠缺 四 儒教的本质 五 形而上学的摆脱与儒教的入世的本质 六 礼的中心概念 七 孝 八 经济思想与对专家的排斥 九 君子理想 十 经典作家的意义 十一 正统教义的历史发展 十二 早期儒教的激越 十三 儒教的和平主义性质 第三篇 道教 第七章 正统与异端 一 中国的教义与仪式 二 隐修思想与老子 三 道教与神秘主义 四 神秘主义的实际结果 五 正统与异端学派的对立 六 道教的长寿术 七 道教的僧侣统治 八 佛教在中国的一般地位 九 巫术理性的系统化 十 道教的伦理 十一 中国的正统与异端的伦理之传统主义性质 十二 中国的教派与异端迫害 十三 太平之乱 十四 发展的结果 第八章 结论：儒教与清教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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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后记　　翻译此书，对从未涉足中国宗教领域、只具有一般中国历史知识的我来说，的确是件难事。因此，最初难免有些惴惴不安。　　多蒙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蒋广学教授的鼓励与支持，打消了我最初的畏难情绪。为了让我在动笔前作好知识方面的准备，他在百忙中为我搜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五、官吏阶层与按配额征收的赋税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官吏原先是仰赖国库支付的实物俸禄，后来则越来越仰赖货币俸禄，并且持续不变。形式上，政府支薪给它的官吏，但实际上得到政府薪俸的只有一小部分担任管辖工作的官员。这样，薪俸往往只是他们收入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官吏既无法赖其薪俸生活，也无法靠薪俸支付其义务内的行政开销。实际上的情形是这样的：官吏就像个封建领主或总督，负责向中央(下级官吏则向州省政府)上缴一定的租税额，而他自己则从实际征收来的租税与捐税中支付行政经费，并将余额保留给自己。官吏的这种权力，虽很少(至少没有充分)得到官方的认可，但事实毕竟如此，并且确定了下来，这也是政府的收入靠配额租税制获得的结果之一。
　　1713年施行的所谓固定地租，乃是皇权对受俸官员在财政及政治上的让步。事实上，地租并没有因此转变成(像英国那样的)固定的土地租税，而是中央政府确定州省官吏所辖区域内每年的税收总额。王室在此总额中抽取一定的数额，算是州省的贡赋。这样，从效果上看，中央政府只不过永远规定了这些总督俸禄的纳税数额。这一措施的意义，从以下这种提法中可以看出：州省中的某些特定地区“有纳税义务”，而其他地区则“免税”。事实上，地区的周期性人口统计就依此登录。当然，这并不是说，相应数额的人口是免税的，只是官吏并不将他们列入法定征税的范围之中。早在1735年，皇帝即下令废止人口调查中这两个范畴的区别，因为此乃无谓之举。
　　与一切家产制统辖这种天然的性质相适应，官吏从其所辖区内所得的收入被看作为他的俸禄，事实上与其私人收入并无区别。①食俸禄的官员绝不愿意将地租(或其他租税)合算成一总额向纳税人征收。事实上帝国政府也并不是真正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固定租税。家产制贯有的原则是：官吏不仅必须从他的收入里支付其管辖区内的民政与司法事务上的开销，并且还须自行支薪给他的幕僚。根据专家估计，即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县)，幕僚的人数都高达30到300人，而这些人往往是由人民中的渣滓来充任。如前所述，官吏只是个任职州省的外地人，没有这样的一批幕僚是无法进行管理的。他的私人费用与行政开支并无两样。由此可见，中央当局无法悉知各个州省的实际总收入，而州省总督也不了解地方府县的收入……。
　　另一方面，纳税人奉行这样一种原则：对于非传统固有的任何捐税，采取坚决反抗的态度。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有关的原因，我们下面会谈到。官吏们对于一再试图扩大捐税的做法的反抗，本质上受到自己权力地位的制约，故而天生困难重重。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自有两种增加收入的手段：第一，他们可以加收至少10%的税款来作为征收的经费。第二，对于无法如期缴付者，也可以加征类似的税款，不管拖欠的原因是由于债务者有意或无意的，还是(经常都是)官吏有意造成的。再者，将实物租税转换成货币税，而货币则转以银纳，再转成铜钱，尔后又再改为银纳，所有变换过程中的兑换率，都操纵在收税者的手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很有影响的人士莫不倾向实物租税，并且总是如愿以偿。

五、官吏阶层与按配额征收的赋税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官吏原先是仰赖国库支付的实物俸禄，后来则越来越仰赖货币俸禄，并且持续不变。形式上，政府支薪给它的官吏，但实际上得到政府薪俸的只有一小部分担任管辖工作的官员。这样，薪俸往往只是他们收入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官吏既无法赖其薪俸生活，也无法靠薪俸支付其义务内的行政开销。实际上的情形是这样的：官吏就像个封建领主或总督，负责向中央(下级官吏则向州省政府)上缴一定的租税额，而他自己则从实际征收来的租税与捐税中支付行政经费，并将余额保留给自己。官吏的这种权力，虽很少(至少没有充分)得到官方的认可，但事实毕竟如此，并且确定了下来，这也是政府的收入靠配额租税制获得的结果之一。 　　1713年施行的所谓固定地租，乃是皇权对受俸官员在财政及政治上的让步。事实上，地租并没有因此转变成(像英国那样的)固定的土地租税，而是中央政府确定州省官吏所辖区域内每年的税收总额。王室在此总额中抽取一定的数额，算是州省的贡赋。这样，从效果上看，中央政府只不过永远规定了这些总督俸禄的纳税数额。这一措施的意义，从以下这种提法中可以看出：州省中的某些特定地区“有纳税义务”，而其他地区则“免税”。事实上，地区的周期性人口统计就依此登录。当然，这并不是说，相应数额的人口是免税的，只是官吏并不将他们列入法定征税的范围之中。早在1735年，皇帝即下令废止人口调查中这两个范畴的区别，因为此乃无谓之举。 　　与一切家产制统辖这种天然的性质相适应，官吏从其所辖区内所得的收入被看作为他的俸禄，事实上与其私人收入并无区别。①食俸禄的官员绝不愿意将地租(或其他租税)合算成一总额向纳税人征收。事实上帝国政府也并不是真正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固定租税。家产制贯有的原则是：官吏不仅必须从他的收入里支付其管辖区内的民政与司法事务上的开销，并且还须自行支薪给他的幕僚。根据专家估计，即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县)，幕僚的人数都高达30到300人，而这些人往往是由人民中的渣滓来充任。如前所述，官吏只是个任职州省的外地人，没有这样的一批幕僚是无法进行管理的。他的私人费用与行政开支并无两样。由此可见，中央当局无法悉知各个州省的实际总收入，而州省总督也不了解地方府县的收入……。 　　另一方面，纳税人奉行这样一种原则：对于非传统固有的任何捐税，采取坚决反抗的态度。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有关的原因，我们下面会谈到。官吏们对于一再试图扩大捐税的做法的反抗，本质上受到自己权力地位的制约，故而天生困难重重。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自有两种增加收入的手段：第一，他们可以加收至少10%的税款来作为征收的经费。第二，对于无法如期缴付者，也可以加征类似的税款，不管拖欠的原因是由于债务者有意或无意的，还是(经常都是)官吏有意造成的。再者，将实物租税转换成货币税，而货币则转以银纳，再转成铜钱，尔后又再改为银纳，所有变换过程中的兑换率，都操纵在收税者的手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很有影响的人士莫不倾向实物租税，并且总是如愿以偿。 　　不可忽略的是，按照家产制的原则，官吏的每一项公务活动都必须以“礼物”来回报，法定的收费表是不存在的。官吏的总收入，包括这些额外的收入，起先是用来支付职务上的杂费及其义务内的行政支出。国家在内部行政上的支出只是总支出中的一小部分。再者，上级官吏的收入从直接掌握税源的下级官吏所征得的总额中抽取。下级官吏的任务，只是根据传统的清账册，将税款(通常数额并不多)上缴给自己的上司。因此，在其就任之时，以及逢年过节之际，他就必须尽可能地献上“大礼”，以博取对其命运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上司之欢心。①。此外，他还必须对其上司的没有官职的幕僚们礼数周到，给他们一大笔赏钱，因为他的命运也在他们影响所及的范围。假使他想如愿谒见上司的话，就连阍者的礼数都不可缺。此种赠礼层层上达，直至宫中的太监，而太监甚至向朝廷高官收索贡礼。光就地租一项，专家估计，官方宣称的税收与实际的税收，两者间的比率是1：4。 　　1712—1713年间，中央政府与州省官吏在租税问题上取得妥协。以货币经济形式达成的这项妥协，大致相当于西方的封建义务在自然经济形式下的固定化。不过，这其中仍有相异之处。首先，在中国，正像在所有特殊的家产制国家一样，关键问题是俸禄而非采邑。中央当局仰赖家产制国家所特有的受俸官吏——其俸禄来自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与征收的租税z—提供的实物贡赋，特别是货币贡赋，仰赖他们的管理效率。而西方的诸侯，则仰赖自行武装的骑士的服役与军事作战能力。其次，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西方也有俸禄，规费俸禄与租税俸禄都有。它们最早实施于教会，后来家产制国家也起而仿效施行。而且，它们要不是终身俸禄(除非正式免职)，就是像采邑一样的世袭性占有，甚至还可以买卖转让。作为俸禄基础的规费、关税与租税，则由特权或惯例加以固定。 　　在中国，如前所述，“按预算的”(etatmiBig，列入国家计划的)官吏是可以任意地被免职或转任的。再说，一任的时间也不长。这样做的目的，部分(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央统辖的政治权力，同时——时有此例——也可以让出机会给其他的候补官员。官吏阶层，就整体而言，保证能享有来自俸禄的巨额收入，但就个别的官吏而言，其地位是朝不保夕的。取得官位得付出昂贵的代价(求学、买通、赠礼与“规费”)，任官之后往往债务缠身，因而不得不在短短的任期之内尽其敛赋之能事。在没有固定的税额与保障的情况下，他可以趁机大捞一把。不用说，当官确实是为了敛财，只有在做得太过分的情况下，才会为人攻击。这一点从许多诏令里便可以看出。例如，根据1882年3月23日的《京报》所载，广东的一名官吏，在数月之内就聚敛了比惯常的数额多出(注意!)10万两的银子。福建的一名受雇的书记，也能买得江苏地方首长 的职位。负责关税的官吏每年则能取得10万—15万两的收入。 　　不过，这种状况还产生了其他的和影响深远的效果。首先，中央统辖的权力地位，由于建立了官吏的调动制度而获得最有效的保证。因为在不断改组与机会转换的情况下，每一名官吏都竟相争取俸禄。这样，他们的个人利益就无法统一起来，与上级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十分尴尬。中国官吏阶层的所有权威性的和内在的束缚，与此息息相关。当然，官吏中也存在着“党派”。他们因同乡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受教学派的固有特点而集结在一起。例如，在最近几十年里，北方诸省的“保守的”学派，就与中部诸省的“进步的”学派及广东省的“激进的”学派．相互对立。当时，皇帝的诏令里还提及同一衙门里尚有崇尚宋学与崇尚汉学者的对立。不过，由于明文规定，在州省任职的官吏必须是外地人，而且不断地从一个省调到另一个省，加之中央当局也慎重地将互相敌对的学派成员和乡党成员，混合在同一个管辖区域和相同的职位上，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至少不会发展出有可能危及到帝国统一的地方分治主义。这种地方分治主义有完全不同的基础，我们下面就要谈到。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官吏在上司面前所表现出的软弱，是用对下属的依赖换来的。此一俸禄结构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是伴生出行政上与经济政策上极端的传统主义。此种传统主义，纵然可以从思想观念上进行解释——我们下面就要谈到——但也有高度“理性的”基础。 　　对传统的经济和管理形式的任何干预，都会侵害到起决定性作用的阶层的利益，影响到他们难以估计的进项和俸禄。既然任何官吏都有可能被贬到所得机会较差的地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全体官吏团结一致地强烈阻止(至少和纳税人一样强烈)每一次改革规费、关税与租税制度的企图。在西方，各种所得机会，诸如海关收入、护送收入(中世纪时，以武装兵护送旅行者而向其课税——译者)、渡桥税、通行税、货栈税、道路税、手续费等等，均永久性占有，使得相关的利益一目了然。在通常情况下，确定的利益集团可以联合起来，借助武力或通过妥协与特权来解除种种沟通的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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