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过度--名人的图书馆情结

    　本书作者从名人与图书馆关系的角度，集中整理了中外数十位名人对图书馆的热爱之情，以及在图书馆中学习工作的奋斗历程。其中不乏文坛巨匠朱自清、郁达夫，还有国外的知名人物培根、比尔?盖茨等的身影……

  　　巴金(1904年11月～2005年10月)，四川成都人，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散文集《随想录》等。2003年11月25日，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

　　蔡尚思
　　我自从此次住馆读书以后，深信人要有两个老师，一为活老师，二为死老师即图书；活老师固然可贵，而死老师的可贵又超过活老师，活老师也是从死老师来的，死老师是“太上老师”，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
　　蔡尚思(1905年11月一2008年5月)，号中睿，福建德化浔中诗敦人。他对学术史、文化史、通史等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几十年来共发表了20余部论著、200多篇论文，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专家。
　　蔡尚思曾在他的文章中写到，在他漫长的治学道路上，受益最多的，莫过于图书馆。因此，他对图书馆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他常常把图书馆的藏书称为“死老师”、“终身老师”，把图书馆、特别是大图书馆比之为“最高学府”、“太上研究院”。
　　蔡尚思出生在农民家庭，他人过私塾，后来进了小学，在小学念书时经常考试不及格，他的学问基础主要是在中学，靠大量阅读诗人郑翘松的私人藏书，刻苦学习得来的。1925年，蔡尚思北上到北平求教名师，直接考上了孔教大学研究科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在大学本科学习过。接下来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他克服艰苦的生活，除了认真聆听教授讲课，还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刻苦自学，发奋读书，钻研历史科学。1929—1931年，蔡尚思任上海大夏大学教师、复旦大学教授，在上海到各大学图书馆借读。1931年，去武昌华中大学任教，他经常到文华公书林和湖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也向汉口私人藏书家徐恕借书，再去北京找书搜集资料。而1934年至1935年，他却失业了。作为一名毕业于研究所的高材生，失业固然令他落寞，却没有使他消沉、放弃。他在这段时间住到被称作“藏书为江南之冠”的南京国学图书馆里，每天都用十六到十八个小时阅读馆藏的图书，无论寒冬酷暑，从不间断。想把这里的子、集二部翻阅一过。有一次，一个馆员问他：“先生来馆的读书计划如何。”他说要把馆藏历代文集翻完，馆员说：“华古来没有此种人。搞文学史的人，尚且不能如此，何况搞思想史、文化史等门的人嘛。”蔡尚思反问道：“为什么不可以打破这种学术禁令呢?”馆员问他预备住多少年。他说：“事在人为，一年可以等于二三年，例如每天用十七、八小时读书，反之，二、三年也可以等于一年，甚至比一年还少，我决心每天用十六到十八小时翻阅中国历代文集。”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蔡尚思在《图书馆是“太上研究院”》中说，那段时间“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但读书之多，学问增长之快，在我的一生之中都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国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柳治证馆长十分赞许他，称自主持这个图书馆十年以来，来馆读书之多，从未有人超过蔡尚思的。柳馆长嘱咐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位年轻人借书要格外照顾，可以让他自由搬书、看书、查书。蔡尚思那段时间里，边读、边思考、边速记，当时他患有眼疾、胃病，也在所不顾。这样夜以继日了一年多，他已经将馆内的全部文集诵读了一遍，搜集到了几百万字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资料，为他的成名作《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