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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健编著的《立传(6)/传记文学丛书》以传记为主要媒介形式，以当代中国各个领域的优秀人物以及未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和探索者为关注对象，通过新传记形式来书写优秀人物身上的积极因素，通过具体的人物故事的书写，进而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目标，高扬人文精神和人性的力量，讲述创业人士的艰辛之路，传达各个领域的探索成就，树立中华民族在2l世纪必然造福于人类的自信。

内容简介

李健健编著的《立传(6)/传记文学丛书》所提倡的人物传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料为主的年谱式传记，更不是新闻体的人物报道、浅层次的人物采访和娱乐性的八卦小道消息，而是用文学笔法写真实的人物，叙真实的事件，传真实的思想，强调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积极因素。

《立传(6)/传记文学丛书》面向高端，整体展现当代中国优秀的头脑、前沿的思想和尖端的信息；立足普及，通过文学的描述、励志的事迹、人性的传达以及审美的形式，将民族的优秀人物事迹呈现给大众，将中国未来的美好理想介绍给世界。力求各阶层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励志榜样和人生启迪，海外华人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

目　　录

“为生者立传”之意义

装模作样一辈子

韩石山的“自画像”

拒绝合唱的人——陈占敏传

吟唱不止的尚长荣

女支书张雅琴

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分则两利，合则两伤——“传记文学汇贤沙龙"之一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盖棺论定”的弊病还存在传主和传记家注重“评论”，有的传主奋斗辛苦一生，往往为的是“人过留名”，希望在自己死后，得一个好名声。即便毛泽东也想到后人对自己的评价。如毛泽东这般对待“盖棺论定”的不乏其人。他们把自己的话语权完全放弃，不做任何解释带走了他所知道的秘密。于是，史传家挟情论事，正则招嫌，谬则招秽。谀言媚主有之，诋诬贬斥有之。毁之惟吾，誉之惟吾， “褒贬由我”的狭隘心态流露无遗。实际上，传记家在文本中并没有评论传主的资格，他只有客观真实地“转渡”传主，记录传主外在与内在的人生命运和心灵。
“生不立传”恰恰妨碍了传主立体多面、善恶兼具、复杂人性的全面展现。尽管，古人也认识到，品骘时人，时人犹有自辩之余地，以供参照。戴名世曾说：“夫与吾并时而生者，吾誉之而失其实，必有据其实而正之者，吾毁之而失其实，其人必与吾争辩，而不吾听也。若乃从数十百年之后而追前人之遗迹，毁之惟吾，誉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 勿说“盖棺论定”“生不立传”，即便“为生者立传”，也存在汪荣祖所担心的，“是以治近史者，不患资证之少，而患其不实，必索隐探秘，以求落实；不患事之繁杂，而患介入，必超然事外，以免偏依。”汪荣祖引用中西学者的话，阿克顿所谓史所持者“乃文献也，非议论也”；米什莱所谓“死者无情”也；戴国士所谓“繁少忧患，并不敢有愤激也”。所以，无论是传主还是传记家都应该秉持 “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见。”而不是错误地任其“盖棺论定”“生不立传”。
“盖棺论定”的思想在西方也有所存在。有的传记家在传主生前就与其保持亲密的关系，并受到传主家庭的资助。传主离世，传主的家庭则希望作者赞美自己亲人的良好品行和丰功伟绩，保护传主的隐私，“不要说死者的坏话”。这与我国延续久远的“忌讳”异曲同工。中国传记受儒家文化影响，这一传记文化又被称之“隐讳文化”。即使传记家遵循所谓“书法不隐”原则，也只是孔子的：“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种“忌讳”在胡适看来是中国传记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他说：“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没有忌讳；忌讳太多，就顾忌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延续几千年的“盖棺论定”实际上成了“隐讳文化”滋生的沃土。
“盖棺论定”“生不立传”的理由之一，担心“为生者立传”过早，有的人前倨后恭，有的人正好相反，传主会由被颂扬被肯定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对人的评判不宜过早定论。汪荣祖早就指出了这一现象，“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

“盖棺论定”的弊病还存在传主和传记家注重“评论”，有的传
主奋斗辛苦一生，往往为的是“人过留名”，希望在自己死后，得一 个好名声。即便毛泽东也想到后人对自己的评价。如毛泽东这般对待
“盖棺论定”的不乏其人。他们把自己的话语权完全放弃，不做任何 解释带走了他所知道的秘密。于是，史传家挟情论事，正则招嫌，谬
则招秽。谀言媚主有之，诋诬贬斥有之。毁之惟吾，誉之惟吾， “褒 贬由我”的狭隘心态流露无遗。实际上，传记家在文本中并没有评论
传主的资格，他只有客观真实地“转渡”传主，记录传主外在与内在 的人生命运和心灵。
     “生不立传”恰恰妨碍了传主立体多面、善恶兼具、复杂人性的
全面展现。尽管，古人也认识到，品骘时人，时人犹有自辩之余地， 以供参照。戴名世曾说：“夫与吾并时而生者，吾誉之而失其实，必
有据其实而正之者，吾毁之而失其实，其人必与吾争辩，而不吾听 也。若乃从数十百年之后而追前人之遗迹，毁之惟吾，誉之惟吾，其
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 勿说“盖棺论定”“生不立传”，即便“为生者立传”，也存
在汪荣祖所担心的，“是以治近史者，不患资证之少，而患其不实， 必索隐探秘，以求落实；不患事之繁杂，而患介入，必超然事外，以
免偏依。”汪荣祖引用中西学者的话，阿克顿所谓史所持者“乃文献 也，非议论也”；米什莱所谓“死者无情”也；戴国士所谓“繁少忧
患，并不敢有愤激也”。所以，无论是传主还是传记家都应该秉持 “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见。”而不是错误地任其“盖棺论定”“生
不立传”。
     “盖棺论定”的思想在西方也有所存在。有的传记家在传主生
前就与其保持亲密的关系，并受到传主家庭的资助。传主离世，传主 的家庭则希望作者赞美自己亲人的良好品行和丰功伟绩，保护传主
的隐私，“不要说死者的坏话”。这与我国延续久远的“忌讳”异曲 同工。中国传记受儒家文化影响，这一传记文化又被称之“隐讳文
化”。即使传记家遵循所谓“书法不隐”原则，也只是孔子的：“吾 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种“忌
讳”在胡适看来是中国传记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他说：“传记文学写 得好，必须没有忌讳；忌讳太多，就顾忌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
生动的传记了。”延续几千年的“盖棺论定”实际上成了“隐讳文 化”滋生的沃土。
     “盖棺论定”“生不立传”的理由之一，担心“为生者立传”
过早，有的人前倨后恭，有的人正好相反，传主会由被颂扬被肯定走 向事物发展的反面，对人的评判不宜过早定论。汪荣祖早就指出了这
一现象，“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
    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迪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这种违背真
实性的行为，有着社会与人的因素。他说：“岁远易诬，言古史之异 同难明；时近多诡，言近史之恩怨多乖。所谓恩怨多乖者，盖因代近
则人情有以干扰史事也……作史者，皆常人也，得无畏乎？畏则屈于 世情利害，枉饰勋荣之家矣……近世党禁文网之严，虽定哀微辞，犹
不见容，又何让于前人耶？趋炎附势，求免神膏斧钺，其事足怜；若 更落石取媚，嗤败士之令德，为载笔之凶人，尤可鄙矣。”汪荣祖分
析，除了人情，还有中西文化差异，以“我见为是”构成国家偏见、 种族鸿沟；种见国界之外，代近复有党见之虞。设令司马光、王安石
各编同时，所记南辕北辙，可未卜而先知者也……而近史去今最近， 益“为今所制”矣！然则甲党尚青，虽赤亦青；乙党尚赤，虽青亦
赤。色染于笔端，事迷于简册。近史之异同难明，岂逊于述远哉！？ 上述现象，我国传记有过之无不及。“盖棺论定”对传主来说，
通常都是葬礼上悼词般十全十美的赞歌，于是，“高、大、全”式的 神化传主类传记层出不穷；反之，历史或当代被否定的传主，在作为
反面典型教育警醒时人的过程中，不是十恶不赦，就是一无是处，总 不能客观公正地记录传主，尤其是阻止在世传主的言说。这既有传主
本人轻易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对传记重视不够的原因，也有“盖棺论 定”便于传记写作者谀言媚主、率尔操觚、安全可靠，甚至赢得丰厚
报酬。这种没有历史意识，只重眼前利益的心态既不能赋予传主生命 以无限的历史意义，也不能使传主经受时间的考验，给后人解构、击
毁传主形象留下了有力证据。
     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其中最明显就是
人文科学的空前繁荣，研究领域趋深趋广，各流派此起彼伏，各学科 相互渗透，学术思想的发展愈发呈现多元化。作为人学的传记，最能
反映人的精神和时代特征。文艺复兴及新古典主义时期把对形式的追 求从万物转到了人本身。个人对社会文化可以施加更大的影响，个人
本身(如人的心理、行为、感情)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对个人情 感、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的重视在传记发展中不断增强，传主形象要
求其独特性、故事性和真实性。社会进步与人的多元化发展，决定传 记研究更加系统化、专业化。新世纪之初，自然科学研究有了重大突
破，其影响迅速波及到人文研究，科学主义思想在传记研究中日益显 现。对真实传主客观公正地表现，就如同对真理的追寻，必须尊重科
学，破旧立新，实事求是。
     当今，我们“盖棺论定”“生不立传”已经不符合事物发展的
规律，传记写作已经不能再逆潮流而上了。面对多元化、复杂化的人 类社会，只求简单无变的单一性，不仅心态幼稚，更是思想低弱。如
若传主是代表国家的公众人物，也心怀“盖棺论定”“生不立传”的 错误思想，坐视敌对方诬蔑诋毁，甚至妖魔化，却时时处于辩解表白
甚至沉默的被动地位，自身形象毁于一旦，被损毁的不仅是其个人形 象，也玷污与歪曲了党派和国家形象。11-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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