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亚妮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编辑推荐

　　亚妮在父亲的遗物里发现了这部手稿，垂暮之年的老者深情讲述女儿的一切——藏在《没眼人》后面的亚妮的传奇故事。

　　她曾经是演艺新星，是中国个人名字命名的《亚妮专访》的主持人，如今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她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天赋异禀特立独行明媚多姿高潮迭起

　　她潜入生活深处，挖掘出一个个文化传奇：沙耆丁明王安江林炳炎没眼人群体……

　　首次披露亚妮的近百张珍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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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著名主持人亚妮历经十年拍摄了一部讲述太行山盲人演唱队故事的电影，为此卖房借债。为了忠实记录那群保留着辽州小调的底层卖艺人的命运，她的生活彻底改变。

　　这十年，她的父亲衰老而亡。收拾父亲遗物时，她发现了一部手写的书稿——写的是她这些年讲给父亲的故事，这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真切的回忆，点点滴滴，记录下了她的一切。

　　亚妮在父亲的文字面前泪流不止，“我宁愿没有《没眼人》！”没能陪伴父亲，令她伤悲不已。她找出了父亲的全部照片，要让这本图文并茂的书留下那份珍贵的感情。

　　这部饱含深情的遗作，将告诉我我们荧屏背后真实可信的亚妮——她的性格、感情、婚姻、事业及命运。

作者简介

何守先（笔名如竹、初绿）
　　1930年3月出生，浙江省庆元县人。主任编辑。曾任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副校长，中共宁波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宁波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宁波市第七、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宁波市志》副主编，《宁波老年报》主编，宁波市记协顾问，老新闻工委主任。编著有《商·盗·寇》、《宁波市场大观》、《宁波新闻纵横》、《乐龄心语》等。

亚妮浙江宁波人，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毕业。
　　国家一级导演。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浙江卫视制片人、导演、主持人。
　　2000年，浙江卫视首次开设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周播纪实文化访谈栏目《亚妮专访》，播出达十年之久，成为浙江卫视的标杆性文化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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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目录

002 一根牵连命运的锚

006 刀马旦的码头

044 我可以爱，也可以不爱！

052 第一次见活佛的宁波小娘

068 意大利刮过来的风很猛

078 监狱的那个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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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亚妮：镌刻生命中的传奇。

　　　　　　　　　　　　　　——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

　　10年，掇合一段悬史，纪录一个传奇。不是所有媒体人会做、敢做或能做成的。这就是亚妮。

　　　　　　　　　　　　　　——贾樟柯（著名导演）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爸爸谈亚妮：
　　一天，因腿部烫伤引发感染以及肝病，（接受批斗的）我被允许去医院就诊。放心不下几个孩子，我偷偷回家一趟。东西院之间的明堂中，坐了五六个女孩子，在手编草帽。两个半人高的大木桶，深酱色的水里浸泡着旱草。其中一个女孩叫了声“阿爸”，竟是亚妮。编草帽是当时底层家庭一种糊口的活计，很苦。我过去一看，她稚嫩的小手，已经因为在水里不断浸泡和长时间编织而红肿，两拇指在渗血。我一把拽起她，她却甩了我的手，两眼直视着我，淡然，无话。我扭头回家，没再回头。
　　其实，亚妮并不是一个志向高远的争强者，她迁就，忍让，温弱，且随遇而安。
　　苏里这个亦师亦父的老导演，一直全心呵护和扶持他最后的弟子。我认为，亚妮最终择选的这条道，以及后来用近十年的心血和所有，去记录一群盲艺人的生活，去俯拾非遗传承的散落，去关注人文精神的生态——沉下去，并不抱浮上来驰骋艺术舞台的骐骥之想……只是走过去，心无旁骛地做一件良心事，多半源自这位老导演。当然，还有她无法选择的家庭，及其这个家庭昔日强加给她的苦难。

一根牵连命运的锚
　　新千年“新春老新闻茶话会”上，宁波市的“老新闻”几乎全部到场。一位老同事走到我跟前，认真地说：“你该写写亚妮。”我有点发愣，不知他此话何意。或许是由于我是宁波市记协老新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是聚会的主角？抑或亚妮也圈在“老新闻”之列？可她还没“老”到可以“写写”的地步。我当时本能地一味挥手，此事就过去了。
　　一晃六年。
　　冬日一个凌晨，出去锻炼，不慎滑倒骨折，做了钢架支撑手术。那一段时间，成了我此生与女儿亚妮相聚最多的日子。尤其当麻药过后剧痛袭来，女儿在病床前会讲各种各样她经历的故事，以分散我的注意力。有些故事又会引出她过往陆续讲过的、让我颇觉稀奇的人和事的记忆。那些人和事，大多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大多发生在崇山险壑的原住民区域，大多传奇，大多由亚妮百般艰辛地记录，在浙江卫视的“亚妮专访”栏目里播出。
　　我出院那天，亚妮离家。

爸爸谈亚妮： 
　　一天，因腿部烫伤引发感染以及肝病，（接受批斗的）我被允许去医院就诊。放心不下几个孩子，我偷偷回家一趟。东西院之间的明堂中，坐了五六个女孩子，在手编草帽。两个半人高的大木桶，深酱色的水里浸泡着旱草。其中一个女孩叫了声“阿爸”，竟是亚妮。编草帽是当时底层家庭一种糊口的活计，很苦。我过去一看，她稚嫩的小手，已经因为在水里不断浸泡和长时间编织而红肿，两拇指在渗血。我一把拽起她，她却甩了我的手，两眼直视着我，淡然，无话。我扭头回家，没再回头。
　　其实，亚妮并不是一个志向高远的争强者，她迁就，忍让，温弱，且随遇而安。
　　苏里这个亦师亦父的老导演，一直全心呵护和扶持他最后的弟子。我认为，亚妮最终择选的这条道，以及后来用近十年的心血和所有，去记录一群盲艺人的生活，去俯拾非遗传承的散落，去关注人文精神的生态——沉下去，并不抱浮上来驰骋艺术舞台的骐骥之想……只是走过去，心无旁骛地做一件良心事，多半源自这位老导演。当然，还有她无法选择的家庭，及其这个家庭昔日强加给她的苦难。
 
 
一根牵连命运的锚 
　　新千年“新春老新闻茶话会”上，宁波市的“老新闻”几乎全部到场。一位老同事走到我跟前，认真地说：“你该写写亚妮。”我有点发愣，不知他此话何意。或许是由于我是宁波市记协老新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是聚会的主角？抑或亚妮也圈在“老新闻”之列？可她还没“老”到可以“写写”的地步。我当时本能地一味挥手，此事就过去了。
　　一晃六年。
　　冬日一个凌晨，出去锻炼，不慎滑倒骨折，做了钢架支撑手术。那一段时间，成了我此生与女儿亚妮相聚最多的日子。尤其当麻药过后剧痛袭来，女儿在病床前会讲各种各样她经历的故事，以分散我的注意力。有些故事又会引出她过往陆续讲过的、让我颇觉稀奇的人和事的记忆。那些人和事，大多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大多发生在崇山险壑的原住民区域，大多传奇，大多由亚妮百般艰辛地记录，在浙江卫视的“亚妮专访”栏目里播出。
　　我出院那天，亚妮离家。
　　她去拍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是她从2002年就开始跟踪拍摄的一部长纪录片的延伸。那部纪录片，讲述一支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为八路军谍战服务、七十多年又口口传承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山里人称作没眼人的一群流浪盲艺人的故事；那部延伸的电影，讲述那支队伍与一个盲人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生死恩爱。为此，她要进太行山，要跟没眼人的队伍流浪一段时间，完成电影的编剧。
　　那天，那位老同事的话回来了。
　　那天，我想到我与女儿的时日不会太长。
　　那天，我决定写写女儿，写写亚妮。
 
　　1975年，身为“当权派”而一直接受审查的我，终于被“解放”，回到市委办公室工作。
　　地委办公室分给市委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资料室里，常在晚上接收开办不久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节目，电视信号是由宁波电台设在华侨饭店楼上的微波台转来的。那时，市区机关和个人拥有这种小型黑白电视机，合起来也不过十几台。正好落实政策，补了一笔钱，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给孩子们买一台看。
　　那时，电视机要凭侨汇券才能购买，也就是你得是华侨。我家隔壁住着一户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外甥女婿姓陈，听说后，二话不说，就把几张券塞到我手里。
　　那个夏天，亚妮十七岁。
　　那个夏天特别热。一天下午，知了不停地叫着。她妈妈满头大汗地抱回来一个纸板箱，他们兄妹四人兴奋地围过去，哥哥大叫：“电视机！”没等妹妹们张着的鲫鱼嘴喊出话来，妈妈“嘘”的一声制止了一场“张扬”，在左邻右舍中，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
　　那是台九吋黑白电视机，飞跃牌，四四方方的，和市委办公室的一样。“飞跃”一到，五斗橱中央放着的“红灯”牌收音机，就只好退居二线。   
　　整个下午，兄妹四人围着电视机转个不停，亚妮不时盯着家里那架红木自鸣钟，等着夜来。
　　大院及周围住了几十户人家。晚饭后，她妈妈让哥哥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亚妮和妹妹们也忙得满头大汗，竹椅子，长板凳，能坐的都搬出来，排成几列。
　　天将黑时，邻居陆续到来。有人选好座位，两脚一架，等戏开场；有人寒暄两句一头扎在电视机旁研究“西洋镜”。后来的几家，落座前还少不了你推我让一番，她妈妈指定的座位时常无效。站的、坐的、蹲的，闹哄哄像煞农村露天电影开场。
　　她妈妈向来重礼俗，把老人请到第一排，他们兄妹四个被安排在最后，我也站在最后。人越来越多，透过黑黝黝的人头，电视机越变越小。一个阿姨把亚妮拽到前排，又被她妈一句话唤了回来。最后，她哥哥很有风度地让出自己的小板凳叫亚妮站上去，才勉强让她的小脑袋浮上来。
　　电视机一直闪着雪花点。大院里一个姓丁的中年男人，曾是电台“一号男播”，好歹与“电”有点关系，理所当然地由他摆弄这个时髦东西，旁边站着七嘴八舌的指导者。
　　几十人呆头鹅一般等了许久，当有了声音和图像的时候，节目好像已演了一半。
　　那个夜晚，尽管电视机的画面传到亚妮眼前已经模模糊糊，但几个小时里，她一直站着，小脑袋一直伸着，竟连手上驱赶蚊子的芭蕉扇也忘了扑扇。电视演完，腿上被咬得红肿一片。电视演什么，估计亚妮已记不得了，但无论如何，这是她第一次对那个神奇的东西有了朦胧的憧憬。我感觉，于冥冥中，一根牵连命运的锚，从时间的这一头悄然拔起。命运之锚，何时抛落另一头，往下讲。 
 
我可以爱，也可以不爱！ 
　　《点燃朝霞的人》是亚妮演艺生涯的最后一部戏，太行山似乎是她职业漂泊的最后一站。但这个结束，很诡谲，很天意，那就是，它为二十二年后一部电影埋下了缘，那部电影就是《没眼人》。
　　拍完《点燃朝霞的人》，亚妮做了苏里和严恭的关门弟子。当苏里出山拍电视剧《枪口》和《特区的兵》，亚妮担任他的执行导演。那年初冬，亚妮因《特区的兵》在厦门鼓浪屿八连军营体验生活，同时为剧本分镜头。《特区的兵》讲述一支英雄连队在特区建设中，以忠诚、文明、亲和的融入，被誉为“特区卫士好八连”的故事。这是她首次直接下部队生活。连部有个小二楼，亚妮的住房在二楼最后一间。报到第一天，一进屋子，没站稳脚，就听见门口一声响亮的“报告”，一个十八九岁的战士端着一脸盆水站着，是连部派来的勤务兵。亚妮招了手，腼腆的勤务兵才进来。脸盆忘了放，仍站得笔挺，问首长需要什么。亚妮说，你不用叫首长。勤务兵改口阿姨。亚妮又说，我才大你几岁，阿姨？勤务兵就端着水发愣。亚妮过去接过水：“直接叫亚妮，以后也别端水，告诉我水房在哪儿就行。”勤务兵手一指，她的窗户对着一片大操场，操场尽头一排平房，那是水房加食堂。勤务兵涨红着脸，不知所措，亚妮就跟他聊天。聊来聊去，放松了，他河北老家有俩姐，于是就顺口叫了姐。后来，俩人亲得一塌糊涂。
　　每天天没亮，起床号就清脆嘹亮地响起。操练，吃饭，各种军号不绝于耳，亚妮进入严谨的军训状态。每天三顿饭，都要穿过操场，一个窈窕淑女，尾随一个朗朗少年，一操场的兵都兴高采烈转着头注目。恰巧，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邓颖超视察八连，听说有个小导演在执导《特区的兵》，便想见见。11月27日10点，在鼓浪屿宾馆，邓颖超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一道接见了亚妮，询问电视剧的筹备情形，并作了指示和鼓励，她与小导演交谈甚欢。
　　一个多月后，亚妮离开八连，随剧组出外景。勤务兵写信来，说八连的操场好像少了什么，军号好像也没她在的时候威武了，一操场的兵，时时会望向那座小二楼……亚妮一直保留着那个勤务兵很多年的来信，包括他复员、回家、相亲到结婚，俨然就是一个弟，后话。《特区的兵》一杀青，亚妮当天晚上给我电话，说决定调往福州军区，军区有关首长亦已同意。什么意思？她妈妈如坠五里雾中。要入伍了？我倒高兴，尽管这个“行”改得有点唐突，去部队我还是认可的。又一道天光开启，但电视台就有点火了。一个新调来的文艺部女主任，是她的顶头上司，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到福州，一纸公文，勒令她在借用合同期满后即刻回台，不然作开除处理。开除？入伍？必须迅速择选，她最终妥协，回到台里。
　　时光到了1985年。
　　亚妮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帅哥。这是一个警察，追她近乎疯狂，亚妮走哪他跟哪，关心呵护到无微不至……最后，人家把枪拍在她面前，要她表态。要说同意，她真心不爱；若说不同意，人家拿性命威逼。简直就是一出惊悚剧。面对如此窘境，这个简单惯了的宁波小娘，一干脆，结婚了。
　　得到她结婚的消息时，她已在北京安了家，跟央视的那位男友。她妈妈始终反对这门婚姻，尤其担心两地分居的后患。但我们都了解此女的脾性，迈出任何一步，一定有她的理由。
　　这年临近年关，亚妮在家休息。苏里特地从长春赶来与我们相聚，住在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宁波华侨饭店。那天上午我与亚妮一道去会他，他一见亚妮就如慈父般叫着“闺女”，眼里满是慈爱。
　　在家里吃饭时，苏里提到，亚妮的艺术天赋难得，要让她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我陪他游览了宁波的一些名胜，其间多半也是谈亚妮的发展。我才知晓，这位老导演是专程来做我的工作的。
　　1986年春天，亚妮忽然背着一个大包回到家里，说她已经向台里请了长假，要在家里闭门复习功课，秋季去考北京广播学院。我们当然高兴，问她是台里保送吗？她说，不是，全靠硬碰硬去考。这下我们紧张了，心里发怵。凭她在戏校完成的高中，去考一流的大学？赶紧四处给她请数学、英语和地理辅导老师。
　　从春节过后开始，亚妮每天足不出户，埋在房里堆积如山的高考书籍里，一门一门地硬啃。困了，为了提神她就喝茶水，茶水不够劲，就喝咖啡，以至后来见了咖啡就想吐。没多久，干脆上了专业的高复班。
　　三个多月后，她离家去参加入学考试的那天，家里人都祝愿她魁星高中，她妈妈还按照宁波的风俗，烧了两只红色蛋给她送行。
　　一个月后，传来消息，她数学分仅有十七分，但英语得了高分，作文和地理几乎满分，最后以浙江考区最高分被北京广播学院导演专业录取。亚妮回来那天，她妈妈烧了满桌的菜，一条鲤鱼放在中间，上面还扎了条红丝带，我老家的习俗，寓意跳龙门之喜庆。
　　此时，电视台文艺部已经换了男主任，叫范平，非常看好亚妮，就跟她达成协议：带薪上学，毕业后回台。亚妮没想到有这般好事，成交。
　　亚妮考上的这个班有个特点，因为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同学，便很活跃。开学那天，在礼堂逐一自我介绍，艺术活儿一波接一波神显。最后轮到亚妮，她茫然四顾，然后点点头，拨开同学，一个空翻，站定，就像体操比赛，一拍手上的灰：“我只会这个。”同学大眼小眼瞪齐。
　　大学毕业这一年，对亚妮来说，是面临生活和事业双重选择的一道坎。
　　丈夫要她留北京，为她争取到央视的一个编制；部主任赶去北京要她回台，且为她所学铺设了平台。央视当时只有磁带库管理员的职位，那就是，磁带管理员或离婚之间选一，也就是，家庭和事业理想，不容你脚踏两只船，你得在很短时间内定夺。她的难处，我们都不知晓，她从不给父母添堵。回家，淡然告诉我，她离婚了。离婚那天，两人还专门去北京的莫斯科餐厅吃饭，平和友善，相互礼让，根本没有财产分割一说。她妈妈问一百句，她随意一句：“我可以爱，也可以不爱，不要复杂就好。”对亚妮来说，婚姻就像向日葵，光亮里开放，日落时低头，但不凋谢，在等果子的饱满，在等又一轮阳光的轮回，暖或不暖，问心就好。
　　两年后，亚妮在哈尔滨抚养的女儿来到了宁波。一直到十七岁去美国，这孩子始终跟父母感情笃深。亚妮希望孩子有健全的情感环境，所以从小，每每寒暑假，女儿脖子上挂着送、接双方的地址和电话牌子，由飞机“托飞”至北京或哈尔滨。这种锻炼，也为她日后硬朗地远行美国打下了基础。女儿也遗传了亚妮纯净、独立、孝顺的秉性。去美国前的高中阶段，她每周五坐大巴到杭州，两天在“新通留学”补习托福，她妈妈基本不在。在此期间，她常常挤时间帮妈妈打扫好卫生，清洗干净冰箱，采购食品将它装满，留下字条，周日坐大巴回宁波继续上学。没有埋怨、矫情，觉得妈妈不容易，自己做就好。去美国那天，她妈妈从太行山电影拍摄现场赶到浦东机场，几句话就分手了。看着女儿笑盈盈走向机舱，那么小，硕大的背包几乎遮蔽了身体，亚妮再也忍不住了——等女儿回头，妈妈已经转身，因为落泪如雨。女儿站在舱门外的甬道上，冲妈妈背影摆摆手，就此孤身异国八年。
　　在美国求学，一到寒暑假，孩子一定回来，因为外婆外公身边只有她。回去，总是帮外婆买齐全日用品，瓶子上用签字笔写上大字，怕上年纪的外婆用错东西，然后背起行囊松然辞行，绝无“十八相送”之场景。大学毕业，打电话给她妈妈，问有否时间出席她的毕业典礼。“亚妮专访”每周播出，亚妮满天飞，没时间去，孩子也由衷说一句：“没关系。”硕士毕业，她妈妈还是没时间去，孩子依然安慰妈妈：“没关系。”这都是后话。
　　也是从那年起，苏里便与我们家音讯不断。2002年他再婚，带着妻子从长春来宁波，两家几近亲戚。直到过世，这个亦师亦父的老导演，一直全心呵护和扶持他最后的弟子。我认为，亚妮最终择选的这条道，以及后来用近十年的心血和所有，去记录一群盲艺人的生活，去俯拾非遗传承的散落，去关注人文精神的生态——沉下去，并不抱浮上来驰骋舞台的骐骥之想……只是走过去，心无旁骛地做一件良心事，多半源自这位老导演。当然，还有她无法选择的家庭，及其这个家庭昔日强加给她的苦难。
　　1992年，又一部中日合作的纪录片《鲁迅与藤野》在日本开拍，亚妮再次担纲中方主持人。此次对中方主持人要求甚高，许多场景没有文稿，完全凭主持者的历史知识和临场语言驾驭能力与日方著名男主持现场即兴叙述。亚妮有相当好的阅读积累，文笔表达功底也颇为厚实，这跟大量的阅读和自修有关。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每月给她列出递进式书单，阅毕必须写阅后感交我批改，一直到她离开宁波。她的表现可以预期。不出意料，《鲁迅与藤野》主持得非常出色，节目播出后在日本大受赞誉。浙江电视台很快为她开出一档名为《艺苑百花》的节目，这也是该台建台以来首档主持人串联的综艺栏目。
　　从此栏目起，亚妮开始了采编播合一的主持人生涯，浙江卫视成为宁波小娘的终身职业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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