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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书是年谱长编的开创性著作，被视为同类体裁著作中的经典之作。
二、本书不仅是研究梁启超的重要著作，更是研究近现代政治、历史、思想、文化、学术、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内容简介

梁启超，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历来享有盛誉，被视为同类体裁著作中的经典之作。本书搜集除梁启超本人的著述和未曾公开的信札等材料外，还收集与梁启超有关的报刊及与梁启超交往密切的人物的日记、年谱、来往书信等。
本书搜集材料以积聚书信见长，这是一大特色，也是它面世后受到学界特别重视的原因所在，并创设“年谱长编”这一体裁。采用白话文撰写，按事情发生的先后分节叙述，每年开首载有当年发生大事和对谱生本年事迹的综述，书末附《人名索引》，方便检索。

作者简介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始人之一。1917年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列席巴黎和会。

目　　录

整理说明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
谱前
　先世附世系表
　祖父母
　父母
正谱
　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历1873)先生一岁
　光绪二年丙子(公历1876)先生四岁
　光绪三年丁丑(公历1877)先生五岁
　光绪四年戊寅(公历1878)先生六岁
　光绪五年己卯(公历1879)先生七岁
　光绪六年庚辰(公历1880)先生八岁
　光绪七年辛巳(公历1881)先生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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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何以成为年谱中的经典
欧阳哲生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其主要著作结集为《饮冰室合集》，生平事迹则见载于丁文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梁谱》）。近代人物年谱虽持续不断有人撰著，但《梁谱》迄今仍享有盛誉，被视为同类体裁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在此，我们借新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出版之机，对是书的编纂、特点、版本和此次整理中的细则作一简要说明，以对该书的价值有一明确认识。
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的撰写
丁文江（1887—1936）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的主编。他与梁启超相识于1918年底，当时梁启超组织考察团赴欧洲游历，经徐新六推介，丁文江得以加入该团。从此，丁文江进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圈子，与任公关系渐趋密切，二人在思想上相互磋商，在学术上互通信息，成为知交。梁启超归隐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对丁文江言听计从、颇为倚重，丁氏成为梁府的主要“幕僚”。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是丁文江在梁启超追悼会上所敬献的挽联，从这幅挽联可以看出他俩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梁启超的亲属故旧为纪念“这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给后人研究评论梁启超提供基本资料，商议办两件事。一是编辑文集——《饮冰室合集》，由梁的朋友林志钧（宰平）负责。”“二是编一部年谱，为梁启超传作准备”，此事交给丁文江负责。这二件事，都是具有象征传承衣钵意义的大事。将整理文集一事交给林宰平，将编辑年谱长编一事交给丁文江，这样的安排究竟是出自梁启超的遗托，还是亲友们商量的结果，或是林、丁两人的自告奋勇，我们没有直接材料可证，但它明显反映了当时林、丁两人与梁启超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它象征着林、丁二人作为梁任公的传承人，继续延续梁氏的事业。丁文江去世时，周作人曾作挽联：“治学足千秋，遗恨未成任父传；赞闲供一笑，同调空存罗素书。”上联表现丁文江与梁任公的继承关系，下联表示丁、周对罗素《赞美闲暇》（In praise of Ideness）一书的共同爱好。可见，丁文江作为梁任公的传人在朋友圈中已有所流传。
丁文江接受这一任务后，即着手搜集有关材料。因公开出版的梁启超著作，已交由林宰平负责整理，年谱须搜集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未曾公开出版的梁启超的私人信札，这也是后来面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梁氏信札见长的缘由之一。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何以成为年谱中的经典 欧阳哲生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其主要著作结集为《饮冰室合集》，生平事迹则见载于丁文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梁谱》）。近代人物年谱虽持续不断有人撰著，但《梁谱》迄今仍享有盛誉，被视为同类体裁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在此，我们借新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出版之机，对是书的编纂、特点、版本和此次整理中的细则作一简要说明，以对该书的价值有一明确认识。 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的撰写 丁文江（1887—1936）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的主编。他与梁启超相识于1918年底，当时梁启超组织考察团赴欧洲游历，经徐新六推介，丁文江得以加入该团。从此，丁文江进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圈子，与任公关系渐趋密切，二人在思想上相互磋商，在学术上互通信息，成为知交。梁启超归隐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对丁文江言听计从、颇为倚重，丁氏成为梁府的主要“幕僚”。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这是丁文江在梁启超追悼会上所敬献的挽联，从这幅挽联可以看出他俩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梁启超的亲属故旧为纪念“这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给后人研究评论梁启超提供基本资料，商议办两件事。一是编辑文集——《饮冰室合集》，由梁的朋友林志钧（宰平）负责。”“二是编一部年谱，为梁启超传作准备”，此事交给丁文江负责。这二件事，都是具有象征传承衣钵意义的大事。将整理文集一事交给林宰平，将编辑年谱长编一事交给丁文江，这样的安排究竟是出自梁启超的遗托，还是亲友们商量的结果，或是林、丁两人的自告奋勇，我们没有直接材料可证，但它明显反映了当时林、丁两人与梁启超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它象征着林、丁二人作为梁任公的传承人，继续延续梁氏的事业。丁文江去世时，周作人曾作挽联：“治学足千秋，遗恨未成任父传；赞闲供一笑，同调空存罗素书。”上联表现丁文江与梁任公的继承关系，下联表示丁、周对罗素《赞美闲暇》（In praise of Ideness）一书的共同爱好。可见，丁文江作为梁任公的传人在朋友圈中已有所流传。 丁文江接受这一任务后，即着手搜集有关材料。因公开出版的梁启超著作，已交由林宰平负责整理，年谱须搜集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未曾公开出版的梁启超的私人信札，这也是后来面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梁氏信札见长的缘由之一。 丁文江在与胡适通信中，详谈他为编纂《梁谱》、搜集材料的情形。1929年4月16日他给胡适的信中首次谈及他开始的这项工作：“连日为任公年谱事极忙，竟将地质研究放过一边，甚为忧闷。《知新报》已从北大借到，《湘报》、《湘学报》也觅得。报的一部分，已完全了。任公家中所发现的信不下千封，整理极费时日。任公自己的长信也有多种。材料不可谓不多，但各时期详略不一，真正没有办法。”过了一个月，5月21日他致胡适信中再次提到：“近来搜集年谱的材料日多一日，壬子以前的一千几百封信已将次整理好了。自光绪丙午到宣统末年的事实已经很可明白。”“朋友方面所藏的任公信札，也居然抄到一千多封，但是所缺的还是很多。”7月8日他向胡适汇报自己新的工作进展：“自从我上次写信以后，又收到许多极好的材料。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7月15日他致胡适信又详述为印刷《康南海自编年谱》，与时在燕大教书的顾颉刚商谈一事。8月13日他又提到：“任公的Private东西很多，都在我这里。我看过了，认为可供宰平参考的就送给他去。”在梁启超去世后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丁文江为撰写《梁谱》，除搜集梁启超本人的著述和私人信札等材料外，还收集与梁启超有关的报刊，如《知新报》、《湘报》、《湘学报》等；与梁启超交往密切的人物材料，如康有为日记、自编年谱、《驿舍探幽录》、孙慕韩兄弟孙仲屿的日记、蒋观云与梁启超来往书信等；他人撰写的纪念、追悼梁启超的文字等。丁文江为此工作劳累了半年多光景，可谓收获颇丰。由于这年冬天，他须率团去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工作，搜集、整理梁启超年谱材料一事只能暂时搁下。第二年6月，丁文江结束西南地质考察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丁文江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需要承担繁重的地质教学和研究工作，只好另寻助手，帮助他继续这项工作。 1932年暑假，赵丰田“到北京图书馆正式接手此项工作”。据赵后来回忆：“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这是编年谱的主要材料。此外，还有梁几百万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写的有关梁的传记。要把这么浩繁和杂乱的资料疏理清楚，并编辑成书，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好在丁文江对此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向我强调了下面几个主要之点：一、梁启超生前很欣赏西人‘画我象我’的名言，年谱要全面地、真实地反映谱主的面貌；二、本谱要有自己的特点，即以梁的来往信札为主，其他一般资料少用；三、采用梁在《中国历史研究补编》中讲的编辑方法，平述和纲目并用的编年体；四、用语体文先编部年谱长编。这最后一点与梁家的意见不同。梁的家属主张编年谱，并用文言文。丁文江觉得重要材料很多，先编年谱长编，既可以保存较多的材料，又可较快成书。他又是胡适的好友，很赞成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所以仍是坚持用白话文。”可见，在赵丰田介入梁谱的编纂工作以前，丁文江至少已经基本完成了材料的搜集工作，“刚粗加整理”，并对年谱的编写“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从我们现在看到的的由丁文江授意并修订、赵丰田起草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可以看出丁氏当年主持此项工作的基本构想。丁文江的初期工作，为以后《梁谱》的编写打下了重要基础。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一阶段。 从1932年暑假赵丰田开始参与这项工作，至1934年秋编出第一稿，抄成二十四册，约一百余万字，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二阶段。为什么这时要选择赵丰田作为自己的助手呢？一是因为丁文江本人因为1931年秋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担负沉重的地质学教学和调查研究的任务，“实无余力编辑《梁谱》”，故丁文江“就托朋友从北京高等学校中替他物色助手，帮他编辑《梁谱》”。二是赵丰田此时“正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曾撰作《康长素先生年谱》的大学毕业论文，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作过一些研究”。 燕大研究院院长陆志韦和史学系教授顾颉刚遂推荐了赵氏给丁文江作助手，帮助丁文江继续编纂《梁谱》。关于此事，顾颉刚先生在回忆中如是写道：“1929年，予任教燕京大学，赵君丰田从予治古史，予察其资性适于治当代史，适康同璧女士以其父杂稿一箱畀予整理成书，遂以交赵君，尽一年之力成《康长素先生年谱》一篇，载入燕大《史学年报》。其文为丁文江先生所见，颇加赏誉。时梁启超没未三年，其子女辈以其书籍及稿件悉数捐献北平图书馆，为丁先生所见，慨然以梁氏年谱自任。然其所任职务弥众，梁氏稿件又繁，力不能胜，遂又商之于予，借赵君之力以竣其功。”赵丰田本人也说：“回忆我1932年秋应丁文江之邀从事《梁谱》编纂时，还是一个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这是我结束学生生活、走向社会后所从事的第一件工作。”第二阶段主要由赵丰田阅读和选定所需资料，“再将选录的资料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定出纲目，加上说明性的或论介性的文字，显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丁文江则“不定期地前来了解编辑情况，及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第一稿出来后，丁文江认为篇幅太大，要赵丰田“大加削简后，再送给他审阅”。 1934年6月丁文江就任中研院总干事后，赵亦于1935年初从北平移居南京中研院，以就近丁文江，便于工作，赵对第一稿“进行删削”。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去世，翁文灏“接替主管《梁谱》编辑工作”，至1936年5月赵完成了第二稿，约八十万字（赵丰田估“六七十万字”）。这是《梁谱》工作的第三阶段。第二稿定稿后，“由翁文灏根据丁文江的原意，题名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五十部，每部装成十二册，发给梁的家属和知友作为征求意见之用”，这就是我们现今能看到的最早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丁文渊称“蓝晒本”）。 从《梁谱》工作的三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主要由丁文江本人承担，第二、三阶段他扮演的是主编和指导者的角色，赵丰田任其助手，从事具体编纂。从丁文江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留下的批注，以及赵丰田本人的回忆可以见证这一点。 在当时并不便利的环境中，林宰平、丁文江二人切实履行他们的使命，表现了他们对梁任公的忠诚。在近代中国，许多政治、文化名人的身后事，除非有强势的政治集团作为背景依托，否则极为冷落、进展维艰。《饮冰室合集》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幸赖林、丁二人的鼎力撑持，得以出版或告竣，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撰写的特点 主持编纂《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丁文江在历史学领域为人推重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明显贯彻了丁氏的个人意图和他对《梁谱》的构想.。解读《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通览《梁谱》，我们即可见出其不同于以往年谱的特别之处： 第一、搜集材料以积聚书信见长。年谱之撰写创始于唐宋，发达于明清。然在年谱中以聚积未刊书札见长，且篇幅之大空前未有，这是《梁谱》的一大特色，也是它面世后受到学界特别重视的原因所在。采用这种方式撰写《梁谱》的一个原因诚如《例言》第二条所揭，“本书采用英人《赫胥黎传记》（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体例，故内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为主。”也就是说，丁文江在设计《梁谱》时，参考了西方传记撰写体例，这一外来因素也就是《梁谱》区别于传统的年谱的特质所在。 关于《梁谱》的这一特点，书前的《例言》有关书信的处理有多条特别说明，如第三条“本书所收材料虽以信件为主，但以其离集单行，故凡信件中所无而著述中所有者，亦酌量采录。其信件中所有而著述中亦有者，或一并录入，俾相互发明，或仅列其目供读者参考，借求不失年谱之价值。”第四条“本书所根据之信札，凡六千余件（电稿凡三千余件），而所采录之重要信札亦逾数百件。其中有任公与人者，有人与任公者，亦有他人与他人者，惟采录之标准，皆视其与任公及其事业有无直接或间接之重要关系而定。”第五、十二、十三、十四条对所收书信的处理亦有具体说明。 第二、采用白话文撰写。传统的年谱写作均用文言文，丁文江作为胡适的好友，他支持新文化运动，主张使用白话文撰写《梁谱》，这在年谱写作中也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例言》第廿二条对此有所说明：“本书叙述文字采用白话，惟以语文之分本无严格标准，故所用者，仅属现代通行之语体而已。”可见，采用白话文撰写《梁谱》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第三、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采用分节叙述的办法。如《梁谱》1895年条分：（一）二月先生入京会试；（二）三月初成，与南海联合各省公车上书陈时局；（三）新政情形；（四）参与创办强学会；（五）交游。又如1898年条分：（一）入京；（二）俄索旅大事件；（三）开保国会于北京；（四）请变科举；（五）徐致靖之奏荐；（六）诏改八股取士旧制；（七）先生之被召见；（八）改《时务报》为官报；（九）革礼部六堂官职；（十）擢用四京卿；（十一）政变之作；（十二）逋逃。这些小标题对梁启超本年各个月份的活动有画龙点睛之用。这种按小专题分节叙述的方式，在年谱写作中可以说也是一个创试。这种方式，显然更易掌握谱主某年的主要事迹。 第四、每年开首载有当年发生大事和对谱生本年事迹的综述。前者可帮助读者了解时代背景，后者则便于读者对谱主当年事迹有一提纲挈领的了解。 第五、创设“年谱长编”这一体裁。丁文江原有写作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之打算，“为了搜集这部大传记的资料”，他先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编纂成一部年谱长编。这样一种想法，可能是从胡适那里得到启发。梁启超去世时，胡适结合教学需要，正在撰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以为其所拟撰写的《中国中古思想史》作准备。《梁谱》采用“分节叙述”、每年先对当年发生的大事和谱主本年事迹作一简要交待，这样一种写法，实有为其传记作准备的意昧。《梁谱》篇幅之长，为此前年谱之未有，盖因其为一资料长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作为年谱长编的创试，对后来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历史学者撰写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近代历史人物年谱时，亦喜采用这样一种体裁，如胡颂平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汤志钧编撰的《章太炎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即为接踵《梁谱》而来的后起之作，在体例上，它们明显依循《梁谱》的轨辙。 但《梁谱》诚如其最初题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毕竟还是一部稿本，内中明显存有需要进一步修订、改善之处。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出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胡适在该书的序中写道：“这部《长编初稿》的主编人是丁文江，编纂助理人是赵丰田。每年先有一段本年的大事纲领，然后依照各事的先后，分节叙述。凡引用文件，各注明原件的来源。”“但这部《长编初稿》是大致完成了的一部大书。其中最后的一小部分是在君死后才完成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梁谱》（油印本）来看，应该说它还是一部未完成的“大书”，全书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历1900年）先生二十八岁”这一年，的确是“依照各事的先后，分节叙述”的做法处理，此后的年份则只有1908年如此处理。其它年份则未见“分节叙述”的情形了。《例言》第廿三条“本书原拟为《大事年表》及《人名录》两篇附载于后，兹以时间仓卒及篇幅过多之故，未能编入，拟俟再版时补缀”。第廿四条“本书除信件材料不便亦不必再作目录外，为便于读者参考计，将引用及参考书列一目录，附于全书之后”。这两条均未及完成。可见后面的整理、修订工作尚未及进行。胡适当年阅读时，还发现《梁谱》“因为原料实在太多，赵君句读标点也不免偶有小错误”。尽管如此，胡适当年仍大加褒奖和推荐这部书：“正因为这是一部没有经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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