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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亲后疏，患难之交张静江；歪打正着，亦师亦友黄金荣；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杜月笙；党国元老，密友忠臣吴忠信…… 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密友近臣，《蒋介石的密友近臣》将为你打开中国**家族的尘封秘史，透视民国高层关系的隐情秘事，为大家解读一个短暂王朝的兴衰密码，剖析一代乱世枭雄的权谋秘术。

内容简介

《蒋介石的密友近臣》依托文史资料这个著名品牌在史林独树一帜的资源优势，努力开拓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从敌、我、友各方的独特视角，荟萃世间百态，解读人世沧桑，《蒋介石的密友近臣》记述了从封闭落后、战乱不断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中国的历程。

目　　录

第一章先亲后疏，患难之交张静江
一、共谋财路，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二、蒋介石、张静江关系的演变
三、张静江与蒋介石感情破裂的内情
四、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
第二章歪打正着，亦师亦友黄金荣
一、蒋介石与黄金荣的“师徒缘分”
二、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第三章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杜月笙
一、后来居上的流氓大亨
二、靠反共造成的特殊势力
三、蒋介石给足了杜月笙面子
四、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
五、蒋介石丢卒保车，杜月笙日薄西山

第一章  先亲后疏，患难之交张静江 
  一、共谋财路，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二、蒋介石、张静江关系的演变 
  三、张静江与蒋介石感情破裂的内情 
  四、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 
第二章  歪打正着，亦师亦友黄金荣 
  一、蒋介石与黄金荣的“师徒缘分” 
  二、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第三章  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杜月笙 
  一、后来居上的流氓大亨 
  二、靠反共造成的特殊势力 
  三、蒋介石给足了杜月笙面子 
  四、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 
  五、蒋介石丢卒保车，杜月笙日薄西山 
第四章  党国元老，密友忠臣吴忠信 
  一、吴忠信在孙中山时代的政治活动 
  二、缘何成为蒋介石的密友和忠臣 
  三、蒋介石三次下野的参与者 
  四、筹边政策及其在新疆的统治 
  五、与国民党派系人物间的联系及矛盾 
  六、吴忠信的“合肥”精神 
  七、吴忠信的政治班底 
  八、吴忠信的家庭经济生活 
第五章  “反共先知”，竭力效命的张继 
  一、张继早期的政治生涯 
  二、坚决反共，为蒋介石效尽犬马之劳 
  三、张继点滴见闻 
  四、张继在清华大学骂人出丑记 
第六章  栽培嫡系，蒋家天下陈家党 
  一、“二陈”与国民党CC派 
  二、CC的扩张活动 
  三、中统巨恶徐恩曾 
  四、手握军政实权的谷正伦 
  五、我所了解的谷正纲 
  六、复兴社的建立及其骨干 
第七章  暗杀专家，第一号杀手戴笠 
  一、戴笠的出身及投蒋 
  二、戴笠是怎样起家的 
  三、我所了解的戴笠其人其事 
  四、抗战胜利后的活动及摔死真相 
  五、戴笠的两段“精彩”自白 
第八章  五星上将，贴身近侍钱大钧 
  一、我所知道的钱大钧 
  二、我的连襟钱大钧 
  三、痛定思痛，钱大钧谈西安事变 
第九章  得宠失宠，起落浮沉难自料 
  一、备受蒋介石赏识的得力助手俞飞鹏 
  二、贺国光追随蒋介石的钻营术 
  三、宣铁吾同杜月笙上海斗法的内情 
  四、平步青云却壮志难酬的吴国桢 
  五、邓文仪失宠于蒋介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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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张謇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的原因，是由于他知道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所均采一区一所制，政府若准许虞等创办在先，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办；尤其是他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当时正种植棉花，而且大生纱厂也已开办起来，自己手中有花、有纱、有布，岂肯任人支配。
他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即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单营物品，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虞洽卿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商会的支持，但农商部也很难批准他的申请。实际上这是虞洽卿的多种经营与张謇的单种经营的争权夺利之争，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日商于1919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案予以批准。同时，沪海道尹某也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说，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使日商取得专利云云。事实上，虞洽卿也把交易所“先行交易”起来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54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交易所的资金来源，据协进社社员说，当时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交易所资金确定为五百万元，分为十万股，每股五十元，用有限公司方式募集，如募不足额，可照票面向日商抵借款项，但以十分之七(即不超过七万股，三百五十万元)为限。交易所开办时，先收四分之一，即日方担任八十七万五千元，华方三万股担任三十七万五千元，共计一百二十五万元。协进社方面拿不出三十七万五千元的巨款，怎么办呢？有人代为设计：“日商八十七万五千元股款势必分存于华商银行钱庄，我们可先向这些行庄协商做三万股押股，如不接受此项条件，则日商的股款即不向他们的行庄存放。”这是以交易所名义的存款来做交易所股票的押款的办法。钱庄唯利是图，双方一拍即合。这样，交易所的十万股的股款，七万股系日商代缴，三万股系华商行庄代缴。对外来说，交易所五百万元资本的四分之一，即一百二十五万元，都已全数缴足，分存于华商行庄。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因此，交易所在开业以后，居然信用大著，营业一天好似一天，市场内人山人海，拥挤万分。

张謇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的原因，是由于他知道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易所均采一区一所制，政府若准许虞等创办在先，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办；尤其是他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当时正种植棉花，而且大生纱厂也已开办起来，自己手中有花、有纱、有布，岂肯任人支配。

他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即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单营物品，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虞洽卿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商会的支持，但农商部也很难批准他的申请。实际上这是虞洽卿的多种经营与张謇的单种经营的争权夺利之争，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日商于1919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
“取引所”(即交易所)。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案予以批准。同时，沪海道尹某也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说，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使日商取得专利云云。事实上，虞洽卿也把交易所“先行交易”起来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54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交易所的资金来源，据协进社社员说，当时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交易所资金确定为五百万元，分为十万股，每股五十元，用有限公司方式募集，如募不足额，可照票面向日商抵借款项，但以十分之七(即不超过七万股，三百五十万元)为限。交易所开办时，先收四分之一，即日方担任八十七万五千元，华方三万股担任三十七万五千元，共计一百二十五万元。协进社方面拿不出三十七万五千元的巨款，怎么办呢？有人代为设计：“日商八十七万五千元股款势必分存于华商银行钱庄，我们可先向这些行庄协商做三万股押股，如不接受此项条件，则日商的股款即不向他们的行庄存放。”这是以交易所名义的存款来做交易所股票的押款的办法。钱庄唯利是图，双方一拍即合。这样，交易所的十万股的股款，七万股系日商代缴，三万股系华商行庄代缴。对外来说，交易所五百万元资本的四分之一，即一百二十五万元，都已全数缴足，分存于华商行庄。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因此，交易所在开业以后，居然信用大著，营业一天好似一天，市场内人山人海，拥挤万分。

协进社为了使物品交易所成为合法经营的事业，于1920年年初派社员洪承祁来邀我同虞洽卿赴京向农商部交涉，质问为什么日商可以在上海办取引所，而中国人反不能在上海办交易所。洪承祁对我说，协进社在三万股股票中分给我一千股，原须缴股款一万两千五百元，因恐我一时不便，已代做押款一万元，现在只缴两千五百元即可；如果不愿做股东，可将股票卖出，立可得价一万七千五百元，获净利五千元。此外，再送我旅费五千元，要我同虞洽卿赴京一行。我研究了日本的取引所法后，同虞到京，经过努力，农商部始制定了“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施行。这个条例使虞洽卿主张的多种经营和张謇主张的单种经营的矛盾统一起来，就是说，虞、张所主张的两种交易所都可以办，使它们各得其所。政府方面也有利可图，即条例规定每个交易所应缴资本总额三分之一为保证金，并得向经纪人所做每一交易按照规定征收费用。交易所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当时交易营业额颇佳，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价在三十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拍到每股五十多元；及至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市价已到八十元，至年终时每股涨到一百二十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四分之三，即三十七万五千元，已全数缴清，交易所已实收资本五百万元。协进社所有的三万股，据我所知，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重要社员一万五千股(包括我的一千股在内)，其余所存一万五千股早已卖到市场上去了。现在为了要缴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又将日商方面做押款的七万股股票全部赎出而卖掉三万股，这样加前存一万五千股共四万五千股，以每股平均获利六十元计算，共可获利二百七十万元。除去日商押款八十七万五千元，还有四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子，每股应缴三十七元五角，共需一百五十万元，两共二百三十七万五千元，尚余三十二万五千元，当然为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所得。至于已缴足五十元的四万股股票，市价每股已值一百二十元，共值四百八十万元，也为戴、张、蒋等所有了。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

当时我们几个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于是，洪承祁首先组织八百万元资金的中易信托公司，盛丕华代表张澹如去汉口组织武埠地产公司(准备适应建筑粤汉铁路的投机)。又听说北京证券交易所资本仅十万元，尽可扩充，结果扩充资本为六十万元，上海方面参加三十万元。我自己则向农商部呈准在宁波开办证券花纱交易所，资本为一百二十万元。正在各谋发展的时候，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以为他们有实力(有每股一百二十元市价的四万股股票)，因而大做本所股买卖。1921年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一百二十元抬高至一百五六十元，到年终时竟涨到每股二百数十元，真如脱缰之马，横冲直撞。交易所原来订有一百二十余条的营业细则(经理事会通过，农商部核准)，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但这时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他们是管市场业务的)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本月期货与下月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愈多，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了。我所经营的宁波证券花纱交易所也受上海交易所倒闭的影响而倒闭，牵涉较广，我为理债而来上海，寓白克路(现名凤阳路)一号。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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