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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生动的文笔，详细分析了蒋介石三次下野的内外局势，描述了蒋介石与国民党内部政敌勾心斗角的经过，可以称为国民党高层政治的一面镜子。

内容简介

　　蒋介石一生中，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22年中，三次从统治中国的位置上下野，辞归故里奉化。这三次下野，有的是被逼无奈，有的是以退为进，三次下野，三次复职，反映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操纵权力的手腕。
　　本书以生动的文笔，详细分析了蒋介石三次下野的内外局势，描述了他与国民党内部政敌勾心斗角的经过，可以称为国民党高层政治的一面镜子。

目　　录

第一次下野
　迁都之争
　东征讨蒋兵败徐州
　桂系逼宫
　卸甲归里
　日本之行
　蒋宋联姻
　东山再起
第二次下野
　约法之争
　宁粤对峙
　日寇侵华
　宁粤合流
　蛰居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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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都之争
　　迁都之争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远因。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广东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誓师阅兵典礼，同时举行蒋介石就职仪式，北伐战争正式展开。
　　北伐军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下，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进军神速，仅半年多时间，就击溃了数倍于己的吴佩孚、孙传芳40万军队，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土地，把国民革命从广东地区推进到长江流域，震撼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地盘扩大，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适应革命时势之要求”，决定把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汉。16日，派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及随员60多人先到武汉筹备。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
　　12月10日，第一批由粤汉路北上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达武汉。13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联席会议成员有徐谦、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董必武、王法勤等。主席徐谦，秘书长叶楚伧，顾问鲍罗廷。管辖的地区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贵州、四川、绥远、甘肃、陕西等11省。
　　蒋介石本来也是主张迁都武汉的，而且曾经一再催促。但当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他看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武汉地区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国民政府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掌握，表现出坚决地反帝反封建倾向，不但不受他的控制，而且要他总司令昕命于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就使他原来以军统党、以军统政的愿望落了空。于是，他突然改变一再鼓吹迁都武汉的主张，提出迁都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
　　12月底，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闽接到南昌，还截留了部分取道南昌去武汉履职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1927年1月3日，擅自在南昌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移南昌”。5日，用国民党中央名义发表通电云：“现因政治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后，再行迁移。”公开以“南昌中央”与武汉中央相对抗。1月10日和21日，蒋介石又两次操纵南昌政治会议作出决定，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联席会议。遭拒绝后，他又提出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以便诱惑国民党中央委员到南昌来。

迁都之争 　　迁都之争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远因。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广东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誓师阅兵典礼，同时举行蒋介石就职仪式，北伐战争正式展开。 　　北伐军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下，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进军神速，仅半年多时间，就击溃了数倍于己的吴佩孚、孙传芳40万军队，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土地，把国民革命从广东地区推进到长江流域，震撼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地盘扩大，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适应革命时势之要求”，决定把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汉。16日，派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及随员60多人先到武汉筹备。12月7日，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 　　12月10日，第一批由粤汉路北上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达武汉。13日，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职权。联席会议成员有徐谦、孙科、宋子文、邓演达、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董必武、王法勤等。主席徐谦，秘书长叶楚伧，顾问鲍罗廷。管辖的地区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贵州、四川、绥远、甘肃、陕西等11省。 　　蒋介石本来也是主张迁都武汉的，而且曾经一再催促。但当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他看到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武汉地区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国民政府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掌握，表现出坚决地反帝反封建倾向，不但不受他的控制，而且要他总司令昕命于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就使他原来以军统党、以军统政的愿望落了空。于是，他突然改变一再鼓吹迁都武汉的主张，提出迁都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 　　12月底，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闽接到南昌，还截留了部分取道南昌去武汉履职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1927年1月3日，擅自在南昌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移南昌”。5日，用国民党中央名义发表通电云：“现因政治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后，再行迁移。”公开以“南昌中央”与武汉中央相对抗。1月10日和21日，蒋介石又两次操纵南昌政治会议作出决定，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联席会议。遭拒绝后，他又提出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以便诱惑国民党中央委员到南昌来。 　　蒋介石迁都南昌的图谋受到了武汉方面的坚决反对。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7日，武汉中央联席会议重申坚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作出的迁都武汉决议，不接受迁都南昌的主张。2月9日，武汉国民党针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举行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开展了一次以党权抵制军权的斗争。 　　2月2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良政府即日在汉正式开始办公”，并请南昌委员即日赴鄂。在形势逼迫和邓演达等说理斗争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决定于3月6日让被阻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赴武汉履职。这次迁都之争，以蒋介石失败而告终。但争夺首都并未结束，蒋介石在192T年3月23日攻克南京后，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又一个国民政府，制造宁汉对抗。 　　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为提高党权政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与蒋介石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3月10日至17日，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全会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指出，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全国的一半已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军阀的直接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民大众的斗争日益扩大，但军阀与帝国主义决不甘心失败，正在采取新的策略分化革命阵营。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把一切行政立法权集中在国民政府手里”，“防止个人专政或一部分人专政的倾向”；“要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使民众运动充量的、普遍的发展”；继续向帝国主义和军阀作战，“以革命的方法统一中国”。会议明确指出了蒋介石存在的错误，指责他“白去岁三月二十日（即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引者注）武力蹂躏党权、政权以后，不但总理之联俄及容纳共产党政策被其破坏，即本党军队中之党代表制与政府制度亦完全破坏，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使总理改组本党之精神及同志两年来之努力，悉付之流水。”全会作出《统一党的翎导机关案》，确定党内实行集体领导制，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主席职，采取主席团制，以常委会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从蒋介石手中夺回党权。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将原属总司令的部分重大职权收归军事委员会，规定“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缩小了蒋介石的总司令权力。 　　蒋介石拒绝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根本无视全会决议，公然采取对抗态度。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犀共政变，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引起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推动下，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当时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主张出师东征，武装讨蒋。周恩来等并曾致电中共中央，指出东征讨蒋的必要性，认为如不迅速讨蒋，“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如“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失败无疑”。 　　东征讨蒋 　　7月17日，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讨伐蒋介石，集中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张发奎各部组成东征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分三路向南京挺进：一路由九江、湖口攻安庆，一路由赣东攻浙江，一路由鄂北进入皖北。23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将士书》，斥责蒋介石“是党国唯一的敌人，是国民革命军唯一的敌人，是国民党唯一的敌人”，声称当前“唯一的任务，是打倒这唯一的敌人蒋中正”。面对武汉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将其实力较强的第一军、第七军等部队调到安徽、浙江一线，总兵力达10万以上，准备对付唐生智。因此，蒋介石在北方兵力薄弱，致有徐州兵败。 　　徐州兵败，军阀孙传芳部队倾巢南下，进逼蚌埠，威胁南京；唐生智的东征军也进入安徽境内，向南京逼近。蒋介石两面受敌，在军事上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使他不得不考虑暂时下野，以避当众矢之的。蒋介石下野后，《申报》记者在上海采访了蒋介石的总参议张群，询问蒋介石下野的原因，张群答道：“国民革命军一年以来，辗转数省，曾未少息，似此久战之师，一方北伐，一方西上，势难兼顾。就事实上言之，可云为必不可能之事。……此次最近战事，一方对北，一方虑及武汉，奉之对冯，宁之对鲁，汉之对宁，适成犄角之势。故蒋自前线归来，默察大势，决心下野。”吴稚晖也说：“当时北敌炽于北，唐军逼于西，左右实难应付。”可见，从迁都之争开始，到宁汉两都对立，再到唐生智率师东征，确实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深远原因。 　　兵败徐州 　　兵败徐州，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近因。 　　蒋介石完成组建南京政府后，继续抓住“北伐”这面旗帜，力图用军事胜利扩大势力范围，巩固统治地位，乃于1927年5月1日组织军事力量，进行“二期北伐”。 　　北伐军分兵三路：第一路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编有4个军，从镇江攻扬州，直趋淮海；第二路由蒋介石自任总指挥，以白崇禧代理，编有3个军，沿津浦铁路对敌正面作战；第三路由李宗仁任总指挥，编有6个军，从安徽芜湖渡江，沿津浦路向北进攻。战斗的对手主要是孙传芳、张昌宗为首的直鲁联军。 　　5月7日，北伐军开始行动，渡江后一路顺利，5月22日攻克蚌埠，6月2日占领徐州，6月中旬三路大军胜利到达陇海线。6月下旬，打败直鲁联军前敌总指挥许琨和马玉师部，占领鲁南重镇临城。 　　7月17日，汪精卫下令组成东征讨蒋军，由唐生智指挥，顺长江而下。蒋介石为了保住南京，阻击武汉东征军，不得不将北伐主力撤回长江沿线防守，只留下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第10军军长王天培率部孤守徐州。7月24日，直鲁联军许琨部乘机反扑，占领中原战略要地徐州，王天培部逃往安徽宿县。 　　徐州得而复失，大大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他为了挽回影响，于7月29日亲自指挥王天培的第10军、王普的27军、钱大钧的32军、贺耀祖的40军和第一军一部，以及白崇禧原来指挥的陈调元37军、叶开鑫44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徐州发起反攻。出发前，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立誓，不打下徐州，决不回南京。 　　蒋介石原以为大军压境，直鲁联军不堪一击，在徐州前线云龙山上设总指挥部，亲自督率三路兵马前进。直鲁联军施用诱敌深人的古老战法，蒋军误以为敌人溃退，长驱直人，拼命追击。结果落人圈套，被孙传芳、张宗昌指挥的直鲁联军集中兵力打得落花流水，全面溃败。蒋介石在慌乱中率先逃回南京，各军失去指挥，纷纷溃退，从徐州一直退到浦口，全程700余里，成为北伐出师以来最大的一次溃败。蒋介石亲自指挥反攻徐州，原来希望能够“反败为胜，一振威望”，结果事与愿违，落得个铩羽而归，威信扫地。 　　蒋介石逃回南京，为推卸和逃避责任，8月10日，下令逮捕黔军将领、第10军军长王天培，后于9月2日，根据他的手谕，由何应钦与白崇禧执行枪决，罪名是“指挥不当，临阵脱逃”。王天培作了蒋介石的替罪羊。逮捕王天培，蒋介石的卫士大队长宓熙写了一段生动的现场见闻：那天，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宓熙带王天培进人会场，白崇禧一见王天培，便严肃地问他：“你知罪吗？”王天培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呆了，面色苍白，立正站着，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白崇禧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战役中，被敌人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影响整个战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饷等等……你知道吗？”王天培颤栗地辨解说：“不知道，都是下面人搞的。”在场开会的军官，大部分都站起来，注视这件意想不到的事。北伐出师以来，总司令部惩办一个军长，这还是第一次。蒋介石始终未说话，一直注视着。王天培支支吾吾还想解释，蒋介石命宓熙将王天培带到军法处，立即逮捕。 　　蒋介石企图诿罪于人、杀人立威，但是王天培顶不了蒋介石的过错。徐州之败，总指挥是蒋介石，所以，各方面反对蒋介石的人都把矛头对准蒋介石，逼他引咎辞职。 　　桂系逼宫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内因。 　　徐州兵败，使蒋介石处于四面楚歌之中。首先是武汉的汪精卫，他为了争夺权力，对蒋介石有切齿仇恨。 　　桂系逼宫 　　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他被挤出了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他分庭抗礼，否定他的政府首脑职权。为了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汪精卫与蒋介石誓不两立，提出蒋介石必须下野。汪精卫等人声称要和蒋介石等“一切假革命派决一死战”。8月9日，唐生智发出讨蒋通电，历数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营私误国”，“跋扈专横”，“复于南京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投降帝国主义及最后军阀，恬不知耻。三民主义早成得鱼之筌，民主集权惟见独裁之制。个人势力之外，中正何知有党”，声称“奉中央命令率师伐罪”。他派程潜为东征江右军总指挥，何键为江左军总指挥，沿长江两岸分兵东进，同时拉拢宁方中的桂系，一起“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汪精卫、唐生智讨蒋，是“迁都之争”的继续，促使蒋介石下野的更重要因素是桂系逼宫。 　　桂系是广西籍、也是以广西为根据地，以李宗仁为首、白崇禧、黄绍骇、黄旭初为辅的军事集团。李、白、黄、黄被称为“桂系四巨头”。1926年3月，桂系正式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编，组成国民革命军第7军。在北伐战争中，4军和7军是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的两支部队。而且桂系积极协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起南京政府，但享受的成果却远比蒋介石的嫡系为小，因此，心里很不平衡，对蒋介石专横跋扈、排斥异己深为不满。 　　当时桂军控制南京四周，还把何应钦拉到一边，乘蒋介石兵败徐州，威望下降之际，逼蒋介石交出权力。 　　蒋介石察觉桂系有逼宫意图，于8月6日召见李宗仁，表示为承担徐州失败责任，辞职下野。李宗仁不摸底细，内心隐藏不露，表示挽留，劝蒋介石放弃辞职打算。 　　8月12日，蒋介石召开执监委联席会议，提请研究他的辞职问题。在蒋介石表示辞职后，吴稚晖第一个发言：“目前正值北伐吃紧之时，党国需各类人才，共谋统一大业，蒋总司令责任重大，万万不能辞职，否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呀!”已有准备的白崇禧接上说：“宁汉分心离德，汉方发兵征讨蒋先生，我想，宁汉双方大目标是一致的，这种意气之争，终有一天会解决的，我们为联合汉方斗倒北洋军阀，只得暂时委屈一下蒋先生，使汉方失去东征的借口，免去一场政治上的狂风恶浪。蒋先生自愿休息一段时间，我想于党国于蒋先生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接着，李宗仁、李济深、李烈钧等人也作了类似的发言，都同意蒋介石下台休息。蒋介石在气恼中把目光投向何应钦，希望何站出来扭转局面。但何应钦默不作声，一言不发。会后，蒋介石派卫士把何应钦请去。他认为何与他都是13本士官学校出身，而且是他黄埔军校老帮手，是掌握黄埔系军队的第二号人物，蒋何连心，事尚可为。见面后，蒋介石亲切地问：“敬之（何应钦号），你对白健生（白崇禧号）的提议以为如何？”何应钦回答：“在当前形势下，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言毕起身告辞。蒋介石大失所望。这时，蒋介石的盟兄吴忠信来劝：“暂时辞职，是以退为进。这样既可以以德服人，又可以待机而动。”蒋介石冷静细想：如果恋栈不去，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而暂时下野，让桂系来应付复杂的局面，正可以避开锋芒，静观待变，争取最后胜利。想到这里，蒋介石心情豁然开朗，决定假戏真做，暂时下野。 　　8月13日，蒋介石召开百余名师长以上高级军官会议，试探部下的态度。他一开始就表示：“我即将离开大家，准备出国，以后大家一切听党中央命令，我到何处去尚未决定。”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等高级将领先后发言，表示同意蒋介石作出的下野决定。接着第1军第10师师长卫立煌发言：“现在北伐正在进行，要完成统一，总司令出国时间久了，是不利的。”此言一出，引起一阵骚动，会场中近三分之一人员举手不同意蒋介石辞职。蒋介石见有那么多将领表示对自己的拥戴，心中暗暗欣喜。他当即表示：“中央既有决定要我出国，时间没有明确规定，别的没有什么，希望大家听中央的命令，安心工作，把队伍带好。”于是宣布散会。更让蒋介石高兴的是，蒋介石散会回到住所，卫立煌、陈继承、顾祝同、蒋鼎文、刘峙、钱大钧、谭曙卿等一批军师长，接踵而至，纷纷赶来效忠。这批雪中送炭的部将，以后均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有的官至统率一个方面大军的战区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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