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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第一部汉至六朝时期古墓葬资料汇编，书中收录有16篇发掘报告和简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浙江两汉、六朝时期墓葬的分布规律、营建方式、随葬器物等时代和地域特征。这是研究浙江地区两汉、六朝时期墓葬的第一手资料。
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可供从事历史、考古、文物研究的专家学者、高等院校相关师生参考阅读。

目　　录

浙江汉六朝墓葬发掘回顾胡继根
湖州市杨家埠二十八号墩汉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盐仙坛庙遗址汉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
余杭石马兜汉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管委会
慈溪陈山汉墓发掘简报浙江省第二届文物考古培训班考古实习组
龙游仪冢山汉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游县博物馆
杭州大观山果园汉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绍兴马鞍汉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州小塔山汉代砖室合葬墓发掘简报湖州市博物馆
长兴西峰坝汉画像石墓清理简报长兴县博物馆
湖州市白龙山汉六朝墓葬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
奉化白杜南岙林场汉六朝墓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化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绍兴平水会稽村汉六朝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武义东山晋墓出土器物武义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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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汉六朝墓葬发掘回顾
胡继根
"浙江"，原为境内第一大河钱塘江之名，因"江有反涛，水势折归，故云浙江"①。而"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②、"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③ 等记载则表明，此称谓早在秦汉时期即已有之。
浙江为越国故地。秦时，大部隶属会稽郡，小部分属闽中郡和鄣郡（郡治在今安吉县）。汉高祖登基后，将会稽和鄣郡地域纳入汉朝版图，这一地区进入了诸侯王国与郡县制并行的历史时期。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鄣郡更名丹阳郡，直属中央政府。元封五年（前106年），置刺史部十三州。会稽、丹阳属扬州刺史部。东汉永建四年（129年），阳羡令周嘉上书，分浙江（钱塘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设郡治于山阴（今绍兴），钱塘江南岸出现第一个郡级行政中心。东汉后期改刺史为州牧，会稽、吴、丹阳三郡属扬州。
此外，今浙江南部地区为越族一支的东瓯人居住，其首领摇因佐汉反楚有功，于汉惠帝三年（前192年）被封为东海王，建都东瓯，成为汉初的外诸侯王之一。汉武帝平定东越后，"壤却胡、越，开地斥境"，东瓯、闽越之地纳入中央政权控制之下，隶属会稽郡。但因汉武帝采取人口外移政策，导致该地人口稀少，县级行政区划建设十分缓慢。西汉200年间，仅在沿海增设回浦县。东汉，在初平三年（192年）以前的100多年间，亦只增设了永宁县。
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定都，浙江为三国东吴的领地。设有会稽、吴兴、东阳、临海等郡。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东吴孙皓投降，浙江属扬州管辖。东晋时仍属扬州，除西晋时所设的六郡外，又增设永嘉郡。至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又分永宁县置乐成县。南朝时，宋孝建元年（454年），分扬州的会稽、　　　　　　
①万历《钱塘县志》，《纪胜?山水》二。
②《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第十》。
③《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萧梁时又一度分开。至陈时，浙江设有四州、九郡、五十三县。
两汉、六朝时期的墓葬遍布浙江各地，因此，这一时期墓葬的发掘和研究，成为浙江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一，获取了大量汉六朝墓葬的实物资料。

浙江汉六朝墓葬发掘回顾
 胡继根
 "浙江"，原为境内第一大河钱塘江之名，因"江有反涛，水势折归，故云浙江"①。而"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②、"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③ 等记载则表明，此称谓早在秦汉时期即已有之。
 浙江为越国故地。秦时，大部隶属会稽郡，小部分属闽中郡和鄣郡（郡治在今安吉县）。汉高祖登基后，将会稽和鄣郡地域纳入汉朝版图，这一地区进入了诸侯王国与郡县制并行的历史时期。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鄣郡更名丹阳郡，直属中央政府。元封五年（前106年），置刺史部十三州。会稽、丹阳属扬州刺史部。东汉永建四年（129年），阳羡令周嘉上书，分浙江（钱塘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设郡治于山阴（今绍兴），钱塘江南岸出现第一个郡级行政中心。东汉后期改刺史为州牧，会稽、吴、丹阳三郡属扬州。
 此外，今浙江南部地区为越族一支的东瓯人居住，其首领摇因佐汉反楚有功，于汉惠帝三年（前192年）被封为东海王，建都东瓯，成为汉初的外诸侯王之一。汉武帝平定东越后，"壤却胡、越，开地斥境"，东瓯、闽越之地纳入中央政权控制之下，隶属会稽郡。但因汉武帝采取人口外移政策，导致该地人口稀少，县级行政区划建设十分缓慢。西汉200年间，仅在沿海增设回浦县。东汉，在初平三年（192年）以前的100多年间，亦只增设了永宁县。
 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定都，浙江为三国东吴的领地。设有会稽、吴兴、东阳、临海等郡。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东吴孙皓投降，浙江属扬州管辖。东晋时仍属扬州，除西晋时所设的六郡外，又增设永嘉郡。至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又分永宁县置乐成县。南朝时，宋孝建元年（454年），分扬州的会稽、　　　　　　
 ①万历《钱塘县志》，《纪胜?山水》二。
 ②《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第十》。
 ③《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萧梁时又一度分开。至陈时，浙江设有四州、九郡、五十三县。
 两汉、六朝时期的墓葬遍布浙江各地，因此，这一时期墓葬的发掘和研究，成为浙江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一，获取了大量汉六朝墓葬的实物资料。
 考古工作与我国基本建设的潮汐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首轮基本建设高潮的兴起，我省古墓葬的发掘同时迎来了首次高峰。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先后发掘和清理了杭州老和山（浙江大学）、葛岭（西子国宾馆），绍兴漓渚（漓渚铁矿），宁波祖关山、老龙湾（宁波火车站），黄岩秀林（秀林水库），淳安北郊官山、赋溪乡（新安江水库），瑞安桐溪、芦蒲等地的大中型墓地①。
 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起，一场政治灾难席卷中华大地。大量的文物被破坏、众多的古墓被捣毁，考古工作被迫进入低谷。面对恶劣的环境，可敬的考古前辈们仍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分别在义乌北郊、奉化白杜、海宁长安、德清凤凰山和秋山、慈溪明湖、常山何家、平阳敖江、衢县街路、杭州老和山和金门槛、新昌、瑞安隆山、武义竹园、金华古方、龙游东华山等地抢救了一批古墓葬。不仅首次发现了浙江汉代画像石墓，同时亦出土了较多的纪年墓，如东汉熹平四年墓，三国吴甘露二年墓，西晋太康元年、太康二年、太康八年墓，元康元年墓、元康八年墓，永康年间墓，东晋兴宁二年墓，大兴三年墓，太和五年、太和六年墓，太元十年、太元十四、太元十八年墓，升平四年墓，隆安元年墓，南朝宋泰豫元年墓、梁
 ①金祖明：《浙江省文管会清理了杭州的十几座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王士伦、朱伯谦：《浙江绍兴漓渚考古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5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绍兴漓渚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漓渚的汉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赵人俊：《宁波地区发现的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56年第4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黄岩秀岭水库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新安江水库考古工作队：《浙江淳安县赋溪乡文物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958年第10期。新安江水库考古工作队：《浙江淳安古墓发掘》，《考古》1959年第9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瑞安桐溪与芦蒲古墓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天监九年和天监年间墓等①。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后第一轮经济建设大潮的来临，古墓葬的发掘迎来了新的春天。先后发掘了萧山（城南电扇厂）、杭州秦庭山（联运公司仓库）和老和山（浙江大学邵逸夫科技馆）、鄞县高钱、上虞凤凰山（浙江卫生陶瓷厂）、湖州杨家埠（湖州钢铁厂扩建工地）、龙游东华山（气象站）和仪冢山（光华仪器厂）、嵊州城关镇和大塘岭及剡山（各类小型基建工地）、安吉上马山（01省道）等墓地②。自90年代起，随着第二轮基建热潮的掀起，古墓葬的发掘更是欣欣向荣，至今方兴未艾。先后发掘了余姚老虎山和上虞羊山、牛头山、周家山、驮山、后头山（杭甬高速公路沿线），湖州方家山（杭宁高速）、奉化白杜（殡仪馆）、温
 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义乌发现西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奉化县文管会王利华、宁波市文管会林士民：《奉化白杜汉熹平四年墓清理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一辑。嘉兴地区文管会、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5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德清县凤凰山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七辑。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德清县秋山画像石墓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林华东、展汝：《宁波慈溪发现西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10期。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常山何家西晋纪年墓》，《考古》1984年第2期。徐定水、金柏东：《浙江平阳发现一座晋墓》，《考古》1988年第10期。衢县文化馆：《浙江衢县街路村西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晋兴宁二年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金门槛西晋墓》，《考古》1961年第4期。新昌县文管会：《浙江新昌县七座两晋墓清理情况》，《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新昌县文管会：《浙江新昌十九号南齐墓》、《浙江新昌南朝宋墓》，《文物》1983年第10期。瑞安县文物馆：《浙江瑞安隆山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金华地区文管会、武义县文管会：《浙江武义陶器厂三国墓》，《考古》1981年第4期。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崔成实：《衢州市东华山汉墓发掘简报》，《浙江省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的2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杭州市老和山汉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浙江省鄞县高钱古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县文物管理所：《浙江上虞凤凰山古墓葬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二辑，科学出版社，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省湖州市杨家埠古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龙游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龙游县东华山12号汉墓》，《考古》1990年第4期。朱土生：《浙江龙游东华山汉墓》，《考古》1993年第4期。沈岳明：《龙游县仪冢山汉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文物出版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游县博物馆：《龙游仪冢山汉墓发掘简报》，见本集。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六朝墓》，《考古》1988年第9期。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考古》1991年第3期。张恒：《浙江嵊州市剡山汉墓》，《东南文化》2004年第2期。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县上马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7期。
 岭塘山等①，尤其是始于2006年的湖州杨家埠开发区、安吉天子园开发区内的墓葬发掘工作②，至今仍在进行中。考古工作时间之长、发掘规模之大在我省史无前例。
 数以千计的墓葬发掘、数以万计的随葬器物获取，为我省汉六朝时期丧葬习俗、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演变脉络、与之相关的各种专题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实物基础。
 第二，提升了古墓葬的发掘技能。
 野外发掘技能的提高和成熟并非完成于朝夕之间。在古墓葬的发掘中，我省的专业人员经历了稚嫩-熟练-成熟的三部曲。发掘伊始，由于专业人员和专业知识的严重匮乏，面对基建工程中暴露出来的古墓葬，清理时仅以成堆的陶器作为墓葬数量和个体的确认依据，尚无确认墓坑四至的意识，考古技能显得十分稚嫩。为提高专业水平，当时的许多年轻人先后参加了由国家文物局举办的考古培训班。回省后，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通过一系列的野外实践，逐渐熟练地掌握了古墓葬发掘的各项环节，专业技能得到了飞速的提升。以1956年绍兴漓渚发掘的206墓为例，发掘者根据墓口处的板灰层厚度与分布范围、填土中的夯层和夯窝、砖壁上端分布规整的凹缺等现象，提出了在土坑墓和砖室墓之间存在着一种四壁用砖、顶部盖木板的过渡型墓葬③，使土坑墓向砖室墓的变化过程显得更为合理、清晰。其对墓内各种现象的观察程度至今仍不失为典范。
 至20世纪80年代，恢复高考后的考古专业毕业生陆续进入我所，在增添了新生力量的同时，带来了全新的发掘和研究理念。古墓葬尤其是土坑墓的发掘方法更加深入细致，并得到了较多重要的发现。首先，在杭州、萧山两地的土坑墓发掘中，对墓内填土已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清除，而是采用逐层刮面或在墓内留出便于观察剖面的小隔梁的方法进行。通过对填土质地和色泽的区分、剥剔，首次发现了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姚老虎山一号墩发掘》、《上虞羊上古墓群发掘》、《上虞牛头山古墓葬发掘》、《上虞周家山古墓葬发掘》、《上虞驮山古墓葬发掘》、《上虞驿亭谢家岸后头山古墓葬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湖州市方家山第三号墩汉墓》，《考古》2002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奉化县文管会：《奉化白杜南岙林场汉六朝墓葬》，见本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温岭市塘山西汉东瓯贵族墓》，《考古》2007年第1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温岭塘山发现西汉东瓯国墓葬》，《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李辉达等：《湖州杨家埠汉代家族土墩墓群及其他墓葬的发掘》。田正标等：《安吉上马山汉代古墓群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五福楚墓》，《文物》2007年第7期。李辉达等：《湖州杨家埠汉代家族土墩墓群及其他墓葬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田正标等：《安吉上马山汉代古墓群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新纪元》，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③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绍兴漓渚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墓坑四周与中间填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清理后墓坑下部形成"熟土二层台"现象①。野外证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系墓内葬具坍塌和腐朽所致，所谓"熟土二层台"应系原木椁外的填土。由此，在江南因雨量充沛、土壤潮湿而造成墓坑内葬具完全腐朽的情况下，为土坑墓和土坑木椁墓的区分、木椁规模的推测等提供了可靠的野外证据。使浙江两汉时期墓葬类型的划分和数量统计、进而为研究土坑墓和土坑木椁墓的流行时间、分布区域等提供了更为科学、合理的依据。其次，在萧山城南的发掘中，M19填土左右土质土色的不同，引起了发掘者的警觉，在随后的老和山发掘时，便将具有这种现象的墓葬列为重点清理对象。结果表明，这是一种前后不同阶段挖坑埋葬的特殊形制。墓坑方向一致，两穴并列，由于后挖的墓坑均打破先挖的墓坑，造成在两穴并合处的两端有一个较小的错角。两穴各有一套随葬器物，是夫妻合葬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第三，分布于湖州、安吉两地的汉代土墩墓，普遍系人工堆筑而成，部分利用了先秦时期的土墩墓。此类土墩墓内的墓葬或开口层位不同；或相互叠压和打破，再加上晚期墓葬和窑址的干扰，其复杂程度远非单个墓葬的清理可比。面对此类特殊性质的墓葬，发掘者将遗址的清理方法运用于此，布方、分层、揭面，顺利地清理和揭露了各个不同层位的墓葬，为浙江汉墓的分期提供了地层学方面的依据。
 如果说上述发掘仅限于微观上的深入和提高，那么，进入本世纪后，古墓葬的发掘视野则更加开阔。在以开发区为主体的点状发掘逐渐替代以公路、铁路为主体的线状发掘的同时，进一步着手于宏观上的规划。其主要表现为：将简单的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发掘与专门的课题相结合；将单纯的墓地发掘与相关的城址考古相结合。如温岭塘山东瓯国城址与墓葬的发掘，安吉汉墓与鄣安城的发掘等，其成效已初露端倪。
 第三，发现了一系列具有重要价值的墓葬。
 大量墓地的发掘和野外技能的成熟，换来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主要为：
 （1）大量的纪年墓和具有一定纪年作用墓葬的发现，为我省汉六朝墓葬的编年、发展谱系起到了可靠的标尺作用。在日常发掘的墓葬中，有许多墓砖或器物上留有明确的历史纪年，其中六朝墓几乎涵盖了各个阶段的纪年。而更多墓葬中发现的各种钱币，限制了该墓葬年代的上限，这种具有明确纪年或相对年限的墓葬，在探索我省汉六朝时期墓葬的发展谱系、建立这一时期墓葬的演变轨迹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如1964年在义乌北郊清理的西汉墓中，其随葬陶器具有明显的西汉早期特征，但共存的五铢钱表明该墓的上限不会超过武帝时期，由此为我们把握此类陶
 ①胡继根：《浙江汉墓中"熟土二层台"现象分析》，《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器的年代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如1992年上虞羊山发掘的M3，所出的钱币表明该墓为王莽时期，由此改变了以往认为砖椁墓出现于东汉早期的观点。如目前我省最早的淳安"建初六年"墓的发现，证明了浙江在东汉早期已存在着带甬道的砖椁墓。而奉化东汉"熹平四年"墓的发现，则为多室墓在我省兴起和流行时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提供了各项专题研究的实物资料。考古是研究历史的一种科学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的实物资料有助于各项专业研究。如东汉熹平四年墓、东晋兴宁二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和黑釉瓷为越窑、德清窑制瓷工艺、产品断代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至今仍被广为引用。又如德清、海宁、长兴等地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墓，其画像内容、布局、工艺等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是探索中原地区对我省画像石墓的影响、浙江画像石墓的自身特征、兴起原因、流行时间等不可或缺的例证。其中德清凤凰山画像石墓中出土的带侧屏的石榻至今仍为国内之孤品，①在，我国家具史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再如发现于余杭闲林南朝画像砖墓其画像内容既有莲花、僧人等佛教题材，亦有朱雀等道教色彩，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和统治阶层的精神状态，与海宁、德清两地的汉画像石墓风格迥异。不仅填补了我省六朝时期画像石墓的空白，更为浙江汉六朝时期画像石墓的演变和发展、六朝时期佛教对我国的影响等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3）提供了文化交流的重要素材。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也是浙江古墓葬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出土的部分墓葬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过程。如余姚老虎山汉墓中，M10以印纹陶和高温釉陶器为基本组合，M14以彩绘泥质陶和高温釉陶为组合，M1和M2仅见彩绘泥质陶而不见印纹陶和高温釉陶。其中印纹陶为本地越文化的繁衍，彩绘泥质陶为楚文化的象征，而高温釉陶则是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综合体，其造型继承了楚国彩绘泥质陶的风格，制作方法和质地却是越国印纹陶和原始瓷的升级版。这三种面貌各异的随葬品组合，充分展现了西汉初期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发展。而安吉五福发现的西汉初期墓葬，那种以青膏泥密封墓室、以带有棺厢和边厢的箱式木椁为葬具、以大量漆器和彩绘泥质陶为随葬品组合的风格，活脱脱是一座楚墓再现。两者为探索越文化的式微、楚文化的强盛、楚越文化的相互交融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实例。又如长兴发现的画像石墓，是我省唯一的一座采用叠涩结构砌筑的汉墓，其藻井式的墓顶与河南地区西汉中期出现的人字形顶空心砖墓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反映了中原地区墓葬形制对我省汉墓的影响。再如近年在山东日照、临沂、
 4期。①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余杭南朝画像砖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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