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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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13年07月01日
  • 开 本:16开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49107964
作者:李公明 著出版社: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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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明所著的《不对》所收文章无论是评论还是直击、是观察还是忧思,其出发点都是一个公民*基本的职责,就是对所有的不对说“不对”。 在这时代,做一个“不对”先生,是尽公民的责任。 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说的人多了,慢慢就有力量,就有希望改变“不对”。

 
内容简介

  说“不对”看起来是一种否定,但是,对“不对”的否定不正是对 “对”的肯定吗?当我们说“不对”的时候,心中不正是怀有关于“对”的价值观和理想吗?……《不对》中这些都是关于“不对”的最简单的常识。可惜的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要为说出常识、实践常识而奋斗的时代。在这时代,做一个“不对”先生,是尽公民的责任。

目  录
序言  不忍而已
自序
第一辑时评纵论:丧钟为谁而鸣?
公鸡的使命
我们的墓志铭与通行证
警惕以传统文化之名而行的政绩工程
孙志刚四周年祭
纪念王小波,如何争做自由人
超越分歧的历史记忆与自由价值
有一种计算方法叫无耻
“十月革命”的硝烟与历史真相
信息自由是反击诬蔑最有力武器
迈向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途径
让法制建设在救援与重建中不断完善
生命中必须承受之痛
需要耐心阅读和倾听的索尔仁尼琴
让维基解密在……飞
道殇:丧钟为谁而鸣?
放权诚可贵,民意价更高
什么是“两会”的“敏感问题”与“个人意见”?
第二辑愤怒书斋:十年磨刀
进行着的世界史
学者与政治权势
十年磨刀:读书的困惑
结社,还是不结社,这应该是一个问题
30年阅读记忆
“惩罚……抬高了我们的身份”
宪法与诗歌是……最后的底线
“我们在,因为……我们在斗争”
权力观的颠覆:历史叙事中的非暴力运动
“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
是“革命将至”还是……“现在就革命”?
从来无需捍卫……永远也不会失去的记忆
仍需文章觉天下,只缘霸业……苦苍生
“宪法是……拿来用的”
第三辑教育忧思:蔡元培魂兮难归
大学校园的道德与政治向往
婢女是怎样炼成的?
学位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大学是知识与思想启蒙的摇篮
高校为何欠债?应该谁买单?
清华百年又如何?
蔡元培魂兮归来又如何?
第四辑文艺观察:寻找自由的天空
当代艺术与社会公正
艳阳金光真或伪,兼问苍生与鬼神
图像与政治(五则)
流放者的归来
廖冰兄的良知与勇气
向吴冠中说真话
虐囚与酷刑:来自古拉格的图画
艺术名利场中的权力、资本与制度性腐败
第五辑直击广州:为公民现象而鼓掌
来一次大张旗鼓的访贫问苦
广州人,你们可要警惕啊!
广州发展“规划”是怎样炼成的?
同德围之困:文明广州的耻辱
弘扬地方文化的方言平台不应萎缩
万市长,你在哪里?
干呼万唤不回应,莫非真的有腐败?
城投集团的来头背后隐藏着什么?
在户籍壁垒与业绩壁垒的双重夹击下
为广州公民现象而鼓掌、鼓劲
海心沙项目与广州公共决策的耻辱
公共话题的“烂尾”是对民意的罔顾与蔑视
“城市文化名片”与浮躁政绩
白云山隧道工程有违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广州大学城的发展不能违背办教育的根本宗旨
纳税人要盯紧官员财产公示的制度建设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公鸡的使命《现代人报》第32期的社论《公鸡效应》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公鸡应该什么时候才叫?该文认为,半夜鸡叫难逃劫运,日中打鸣也必遭人白眼,因而,公鸡应该在太阳将要升起和人将要醒来之时引颈高吭。作者的立意无疑是好的:改革家应该审时度势,选择最佳的时间和方式输出创造性信息。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把这种“公鸡效应”奉为现代改革家的行为准则,这就令人不敢苟同了。
质疑之一:“太阳不是公鸡叫出来的,叫不叫天都会亮”,不错,这是常识。但以此比之于社会政治,却又显得有点缺乏常识了。谁都知道,大凡真正的社会变革,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到钟到点便从天而降的,而总要经历一番酝酿、阵痛与催生的痛苦进程。正如作者文中说的,“社会改革的大趋势是由社会自身的多方面原因促成的”,难道在这“多方面的原因”中可以排除思想的启蒙、舆论的先声么?窃以为“公鸡或改革者们,首先要清醒地认识”的,恰是天不会自动就亮的,公鸡们如果不叫、不喊,不吵掉人们的迷梦、噩梦,太阳是不会自动跑出来的。假如真的按作者文中说的,“叫不叫天都会亮”,那人类社会的进步岂不成了太容易的事情了吗?可惜阅尽春秋,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如此便宜的先例。
质疑之二:“人就不是一定靠公鸡啼鸣才醒的,即使没有鸡鸣,人也会凭自己的生物钟而醒来”,这也不错,也是常识,可比之于社会的人,则又错了。人民是什么?恩格斯说过,人民只是听到雷声便相信是雷神在打鼓的一群。鲁迅终其一生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麻木、丑陋。鲁迅先生还极深刻地把中国人的历史捅了个大天窗:一部历史,无非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历史。在这里,人的真正解放自己的生物钟哪里去了?一个社会,尤其是在封建专制笼罩很紧的社会,其造成的最锐利、最揪心的痛苦,往往只有极少最敏感的优秀分子才感受得到。假如他们甘于沉默,寄希望于每个人“凭自己的生物钟而醒来”,那可真是这专制社会的齐天洪福了。
质疑之三:作者说,勇士们“虽可歌可泣,是思想先驱,但不是对社会起实际变革作用的改革家”,好一个“实际作用”!试问,思想家,尤其是“思想先驱”的价值和意义能以实际作用去衡量、去论定吗?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到鲁迅,他们在其所处的社会中具体地改变了什么、确立了什么从而显示出他们的“实际作用”呢?没有实际作用,就仅有悲剧的、令后人歌且泣的审美价值么?可以设想,没有在“文革”中逐步觉醒而呐喊的勇士,没有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的声浪——那都不是在太阳就要升起的美好时刻——“四人帮”会一下就倒台、改革之风会一下从太平洋刮来?是的,勇士们(过早敢于叫将起来的公鸡们)的实际作用是难以列举的。
质疑之四:作为思想者、改革家,固然不应只追求为改革献身的道德价值——关于这一点,笔者是颇引以为同调的——但是,难道只有在胜利在即、必操胜券、无厄运之虞的时候,才是改革者值得“引颈高吭”的时辰么?是,打死老虎,然后披红挂绿地得胜回朝,谁个不争先、谁不逞英豪?这不有点辱杀了“现代人”、“改革者”的美名了么?“办实事,办成事,而且经济、高效、损失最少”,这可以是商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因为商人为自身谋利乃是天经地义。但真正的思想者、改革家,难道不是首先唯真理、唯正义是图吗?当然,为力求生存而进行的战斗必须有策略意识是重要的,但战斗与生存,何者为首却是原则问题,否则“公鸡效应”便不折不扣地沦为与庸俗腐败现象和平共处的活命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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