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拉美外交生涯（见证历史：共和国大史讲述）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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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历程；外交官精彩生涯；生动的历史细节；零距离风云人物。

内容简介

古巴，智利、秘鲁，是拉美最早与中国建交的三个国家。作者以其20世纪60－90年代在这三国的外交经历，展现了中拉交往的风雨历程，叙述了华人在拉美的奋斗、创业及对祖国的赤诚之情，记录了秘鲁总统藤森、智利总统皮诺切特等政坛风云人物的人生沉浮，也描绘了古巴迷人的加勒比风情、秘鲁悠久的安第斯文明、智利富饶的矿藏资源。

作者简介

朱祥忠，1932年10月生于江苏省涟水县。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55—1960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先后在外交部美澳司、欧美司、西欧司、美大司工作，曾任美大司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司长。 1969—1975年和1976—1980年，在我国驻古巴使馆工作，历

目　　录

前言
留苏岁月
　喜获留苏名额
　留苏预备部
　从北京到莫斯科
　紧张的学习生活
　感受珍贵的友谊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入外交部
　跨进外交部大门
　在美澳司搞调研
　清苦生活的考验
　第一位来访
　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古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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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苏岁月
那是1954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江苏师范学院（原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沿着院内大草坪，跑步锻炼身体的时候，一位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老师把我叫住，说学校政治部主任陈江同志有事找我，让我马上去他那里一下。我当时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以为他找我去汇报有关工作或布置什么任务，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喜获留苏名额
“陈江同志，你有事找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很习惯地这样直呼其名。他身材矮小，精明干练，作风朴素，和蔼可亲，平时大家都叫他“同志”，而不称其职务，显得更为亲切。他让我坐下来，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国家为了培养建设人才，要选拔一批青年人到苏联去学习。我们学校有几个报考名额，你比较符合条件，准备推荐你去，不知你是否愿意？”我毫无思想准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喜从天降，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怎能放过呢！便立即叫道：“真的吗？我当然愿意！”
　我们学校有三个留苏名额，都是中文系的同学，除我以外，还有邵大箴（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和谢瑾文。名单宣布后，我们就不再每天和大家一起上课了，其他活动也都不参加了，而是集中精力准备留苏考试。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我们于1954年7月间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了考试。到这里参加考试的主要是江苏省和上海市的留苏考生。文科考试的科目有政治、历史、地理和作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的作文内容就是描写从苏州到上海报考时的心情和感受。不久，我们三人都得到了录取通知书。老师和同学都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感到无比幸运。我们三人都是普通工农家庭出身，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有今天这样的留学机会。苏联是当时大家最向往的地方，能够到那里去学习，怎能不令人高兴呢？留苏预备部
1954年8月底，我们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们，告别了风景如画、中国典型的园林城市苏州，乘火车第一次来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到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报到。预备部设在鲍家街（这里后来变成了中央音乐学院），在这里上课，而住则在附近不远的石驸马大街。上学来往都要经过当年鲁迅执教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那里有刘和珍烈士纪念碑。后来预备部又迁到位于西郊魏公村的俄专院内，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当时校长是师哲，副校长是张锡畴。1955年7月俄专改为北京俄语学院，张锡畴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留苏岁月 那是1954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江苏师范学院（原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沿着院内大草坪，跑步锻炼身体的时候，一位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老师把我叫住，说学校政治部主任陈江同志有事找我，让我马上去他那里一下。我当时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以为他找我去汇报有关工作或布置什么任务，但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喜获留苏名额 “陈江同志，你有事找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很习惯地这样直呼其名。他身材矮小，精明干练，作风朴素，和蔼可亲，平时大家都叫他“同志”，而不称其职务，显得更为亲切。他让我坐下来，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国家为了培养建设人才，要选拔一批青年人到苏联去学习。我们学校有几个报考名额，你比较符合条件，准备推荐你去，不知你是否愿意？”我毫无思想准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喜从天降，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怎能放过呢！便立即叫道：“真的吗？我当然愿意！” 　我们学校有三个留苏名额，都是中文系的同学，除我以外，还有邵大箴（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和谢瑾文。名单宣布后，我们就不再每天和大家一起上课了，其他活动也都不参加了，而是集中精力准备留苏考试。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我们于1954年7月间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了考试。到这里参加考试的主要是江苏省和上海市的留苏考生。文科考试的科目有政治、历史、地理和作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的作文内容就是描写从苏州到上海报考时的心情和感受。不久，我们三人都得到了录取通知书。老师和同学都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感到无比幸运。我们三人都是普通工农家庭出身，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有今天这样的留学机会。苏联是当时大家最向往的地方，能够到那里去学习，怎能不令人高兴呢？留苏预备部 1954年8月底，我们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们，告别了风景如画、中国典型的园林城市苏州，乘火车第一次来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到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报到。预备部设在鲍家街（这里后来变成了中央音乐学院），在这里上课，而住则在附近不远的石驸马大街。上学来往都要经过当年鲁迅执教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那里有刘和珍烈士纪念碑。后来预备部又迁到位于西郊魏公村的俄专院内，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当时校长是师哲，副校长是张锡畴。1955年7月俄专改为北京俄语学院，张锡畴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我们留苏预备生分成许多班，每班20人左右。我被分在第五班，邵大箴和谢瑾文分到了第八班。学习期限为一年，主要学习俄语。教我们五班的俄语老师叫刁传基，他不仅俄语水平高，教学经验也很丰富。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张，每天要记大量的单词，还要背课文，做许多作业练习。还有一位老师专门讲语法。我虽在高中学过一点俄语，但还是感到吃力，特别是我们南方人对清浊音分不清，卷舌音不会发，每天看着镜子对口型练发音，花了不少时间。其次是政治学习，继续接受思想觉悟和品德的考察。学校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人重新交代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据说，苏联方面对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和有海外关系的人要求非常严格。经过审查，确有一些同学因有上述问题而中途退学的，我们班就有三人。所以当时人们说，够入党条件，不一定够留苏条件，可见政治条件要求之严。 学校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还特别重视学员的身体健康。周总理说：“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因此，学员的伙食非常好，每月17元人民币标准，早点花样很多，午、晚餐都是四菜一汤，质量据说比国家机关高级干部的小灶还要好。进校一、两个月后，我们确实都长胖了。每月还发给我们一些零用钱。医院派最好的专家到学校为每人进行了全面严格的体检，有问题的及时进行治疗。每天都要进行一定时间的体育锻炼。还要学习交际舞，据说苏联人都会跳，必须要学。 另外，学校还请一些部门领导和专家给我们作报告，介绍国内外形势和苏联人的风俗习惯，其中包括如何吃西餐，用刀叉。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出国前国家还为我们准备了可供五年用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如：丝绵呢大衣、中山装、西装、风雨衣、呢料夹大衣、毛衣裤、衬衣、睡衣、内衣裤、皮帽、夹帽、皮带、皮鞋、拖鞋、鞋油、毛巾、手帕、牙膏、牙刷，女生还有布拉吉（连衣裙）、头巾、粉盒、梳子等，足足装满了两个大帆布箱。此外，每人还发了一个上课时装书和文具用的小皮箱……应有尽有。就连父母亲也不可能为我们想得如此周到啊！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个帆布箱作为纪念。 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填写了留苏学习志愿表。每人可填三个志愿。我一直对文学有兴趣，所以第一志愿填的是俄罗斯文学。我读过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俄罗斯和苏联著名作家的作品，深受启发和教育。第二志愿填的是水利专业，因为苏北老家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想到苏联去学习有关知识和经验，回国后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作点贡献，因为水利对农业来说太重要了。第三志愿一直没有想好，就不填了。 但在高教部宣布专业分配时，却让我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外交，具体专业为中南美洲。我当时不知道外交为何物，一点常识都没有，但只有一个想法：服从组织分配，国家需要什么就学什么。那个时代，我们对组织上的决定，是从不讨价还价的。 后来我们逐渐了解和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这些国家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建设经验，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并很快与苏联等国家签订了有关协议。周恩来总理据此主持制定了具体计划。决定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成立留苏预备部。中央还设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等同志组成的留学生领导小组，每年选派人数、专业比例，都要报总理审批。 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共向苏联派遣了近9000名留学生，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约1000名留学生。我们这一批有2000多人，是历届最多的。时任党中央和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曾在接见留苏预备生时说：“为派你们留学，国家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要支出很大一笔钱，派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25户到30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党和人民为了培养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对我们寄予了这么大的期望，我们怎能不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呢？ 在留苏预备部短短的一年，是紧张、团结、愉快、丰收、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刻苦学习，圆满地完成了出国前在政治、思想、业务和身体方面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北京到莫斯科 195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夜幕已经降临，天上布满繁星，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微风轻吹，凉爽宜人。我们这天出发的留苏学生约1000多人，一律穿着深色中山装，乘着大公共汽车，浩浩荡荡地从学校到了位于前门的老火车站。那时街上行人和车辆很少。事前领导交待，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不要大声喧哗，以免惊动市民们。车站上人很多，却安静有序。教育部和学校领导以及在京的同学亲属都到车站为我们送行。 我们在车站等了约半小时，就和送行的人握手告别，列队上了火车。此时，我的心情很是激动，也很复杂，既高兴又伤感。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又是到令人向往的十月革命故乡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怎能不高兴呢？但毕竟是要远离可爱的家乡和祖国，临别时又不能同远在苏北老家的父母等亲人见上一面，又怎能不使人伤感呢？同时，对今后能否适应新的环境，能否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光荣的学习任务，心里也没有底。真是诚惶诚恐。就在我沉思遐想的时候，突然，汽笛长鸣，车轮缓慢地转动了。我们从车窗探出脑袋，伸出手臂不断地挥动着向送行的亲朋告别，不禁黯然神伤，帐然若失，不少人还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再见了，北京！再见了，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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