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张脸的神话

当“成功人士”的形象铺天盖地，几乎遮没你全部视野的时候，当你漫步在这形象最为集中的淮海中路上，沉浸在由橱窗、霓虹灯和大理石墙面共同酿造的成功气氛中的时候，你会不会对现实和生活前景发生错觉呢？
　　你看不见社会底层的痛苦，你也会能忽略白领阶层的艰辛，你可能因此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在这些幻想的尽头，正有失望、不平和沮丧在静静地等着你。

王晓明，1955年生。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兼及文学理论和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著作有《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潜流与旋涡》、《无法直面的人生》、《追问录》等。

19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没有想到，70多年过去了，我要选一个词来概括对于当代生活的感受，竟还是觉得这个“大时代”最为贴切。自鲁迅辞世以来，人们曾经多次相信，中国已经踏上新生的坦途，可以永远告别动荡、崩溃、前途莫测的惶恐感觉了。即如我自己，在1970年代末，就曾经一头扎进过这样乐观的情绪。可是，经过20年曲折多变的改革的冲荡，中国人过去曾非常熟悉的那一种对普遍的社会腐烂的强烈感受，那种被互相矛盾的生活现象搅得越来越严重的困惑情绪，那种难以把握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茫然的神态，甚至那种不远处正有巨大的动荡向我们逼来的不祥的预感，竟然都再度弥漫开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在1980年代似乎已经远去了的疑问，又赫然重现在人们眼前。不仅如此，它还激发和聚拢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疑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它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谁是这个过程的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是最大的牺牲者？”“社会是否正处在危机之中？如果是，那是什么样的危机？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社会中还有哪些良性因素，可以被激发起来削弱这危机？又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加剧和促成危机的爆发？”“倘若危机竟然爆发了，接着出现的会是什么局面？风暴过后一定会是阳光遍野吗？还是也可能继续长久的阴霾？”……在今天，任何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现实睁着眼睛的人，大概都会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疑问，甚至感觉到它们的迫人的分量吧。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有责任给出对这些疑问的清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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