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丛刊（2001.1）

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栏目中也不乏上乘之作，如蒋永青的《“神圣之位置”——论王国维境界之“真”的文化意蕴》就具有相当的创意，在哲学层次上阐明了王国维诗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有一定的独得之见。李裴的《文学与文化：武侠小说中传统文化精神的接受》梳理了传统文化中“侠”的精神的真正内涵，归纳出武侠小说在中国及海外华人圈流传的文化和心理原因，论述中肯而流利。在金庸与王朔、何满子的论争仍未消退的今天，该文想必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读诗，无以言”，自古如此，但解读方式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刘士林的《从诗性政治角度论雅、颂之本质》一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诗经》中雅颂的起源和本质内涵，从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普同性着手，显示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一定的思维深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一直是本刊的侧重点之一，本辑中有两篇优秀的古典文学论文：孙维城的《凄美之韵：秦观词“以身世之感入艳情”》凭借对秦观词及宋词的深刻体悟，对宋代主流审美范畴“韵”进行了阐释，文章典雅流畅，本身就极具韵味。周相录在《<长恨歌>三题》中对《长恨歌》的版本、主题、体裁进行了深入的辨析考证，发人所未发，颇具创新精神，是一篇精彩的论文。
20世纪走了，它成为历史与传统的一份子；21世纪来了，人类的历史与传统还将延续下去。
《东方丛刊》全体同仁愿与各位学人一道走入21世纪。让我们一同为新世纪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祈祷、祝福，并付出自己真诚执著的努
力吧！

论萨义德《东方学》的文艺学方法论意义
　　一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不是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东方学是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萨义德借用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思想，界定东方学是一种文化霸权，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持久的耐力和力量。而且，东方学与显然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帝国主义的兴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这是对他的《东方学》最一般的概括，那么，他的方法论中所继承和借鉴的福柯等后现代的思路则发挥了巨大的颠覆和启示作用。
第一，对人类文化的分类的质疑和颠覆。萨义德通过对东方学的研究发现：纯粹知识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知识的产生都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与此同时，所有的文化都对原始事实进行修正，将其由自由存在的物体转变为连贯的知识体。在这个过程中分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萨义德认为，正如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的，人类倾向于形成“明确具体的科学”，大脑需要秩序，而秩序是什么?秩序是通过区分并观察每一事物，将大脑意识到的每样东西置于一个能被重新找到的安全的地方，并且为了使构成环境的物体容易辨认而为其分配特定的角色这些方式来实现的。而价值也与此相似，萨义德认为，价值有任意性，“如果我们同意历史上的任何事物，像历史本身一样，都是人所创造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对许多物体、地点或时代而言，人们赋予它的角色和意义为什么只有在其被赋予之后才可能获得客观有效性”。东方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没有多少道理的分类基础之上的。先是将地域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或者说，将自己熟悉的地方称为“我们的”，将“我们的”地方之外的不熟悉的地方称为“他们的”，因为分类的主动者是西方人，是立足于西方向东方看，品评东方，而东方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形下被指派为“他者”的，于是这个“他者”在分类者的长期建构中，被赋予了许多和分类者不同的特点：野蛮、落后、没有理智、失败、冲动等。分类是东方学得以建构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并没有多少科学的道理，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方学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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