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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比较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
　蔡防、孟昕、白南生，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问题；李实魏众等，中国经济改革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乔治·阿克洛夫，宏观经济学中遗漏的动机；卡门·雷恩哈特肯尼思·罗高夫，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非常与众不同吗？托马斯·赫因，在发展中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托马斯·谢林，广岛的遗产；高世楫，OECD国家监管改革历程及其启示；迪特尔·赫尔姆，监管改革、监管俘获和监管负担；艾伦·施瓦兹罗伯特·斯科特，合同订立前的法律责任和初步协议；世界银行，东亚各国的腐败模式与反腐趋势。

内容简介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目　　录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同所有制职工工資收入差距的分析
前沿
　宏观经济学中遗漏的动机
金融评论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非常与众不同吗？国际历史比较
　在发展中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再次汲取历史教训？
视界
　令人惊讶的60年：广岛的遗产
比较制度分析
　OECD国家监管改革历程和启示
　监管改革、监管俘获与监管负担
法和经济学
　合同订立前的法律责任和初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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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问题
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的阶段。恰好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回顾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充裕的劳动力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当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做出判断，准确把握劳动力供求的长期变动趋势，正确认识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含义，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我们预测中国经济近中期的特征变化趋势。然而，对这个问题，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策界都有不同的观点，无论是与我们处于相同转型阶段的东南亚国家还是曾经经历了这一阶段的日本和韩国，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
《比较》一直非常关注劳动力问题，我们曾先后发表过国内外专家有关劳动力市场监管、就业、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状况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论文。针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我们特意邀请该领域的专家蔡防、孟昕和白南生进行讨论，我们把这些还没有形成定论的观点介绍给大家，以期推动学界和政策界对这一话题展开更多的讨论和交流。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
在经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成功的经济改革之后，坚持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已经成为缺乏经验证据的教条，妨碍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的调查表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大幅度下降。21世纪以来，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劳动力剩余的减少特别快。我们估计，在目前的条件下，农村还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转移能力比较低（见图1和图2）。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最重要领域是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乡镇企业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主要贡献者。虽然这个部门在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之后，90年代中期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就业不仅恢复到当时的绝对水平，而且获得了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6年乡镇企业总就业达到1.47亿，为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农村越来越重要的就业吸纳部分，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就业增长速度减缓的1996～2003年期间，支撑农村非农就业得以增长而没有停顿。1996～2006年期间，乡镇企业就业增长了11％，而私营企业增长了4倍，最终实现的农村非农就业，在10年问增加了2373万人。另外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向就是跨地区外出打工。根据一个来源，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从1997年的3890万，增加到2005年的1.08亿。根据另外一个来源，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更大一些，从2000年的7 849万增加到2006年的1.32亿。为了反映这个更大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我们将其超出前一数字的部分也画在图1中。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问题 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的阶段。恰好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回顾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充裕的劳动力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当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做出判断，准确把握劳动力供求的长期变动趋势，正确认识其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含义，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我们预测中国经济近中期的特征变化趋势。然而，对这个问题，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策界都有不同的观点，无论是与我们处于相同转型阶段的东南亚国家还是曾经经历了这一阶段的日本和韩国，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 《比较》一直非常关注劳动力问题，我们曾先后发表过国内外专家有关劳动力市场监管、就业、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状况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论文。针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我们特意邀请该领域的专家蔡防、孟昕和白南生进行讨论，我们把这些还没有形成定论的观点介绍给大家，以期推动学界和政策界对这一话题展开更多的讨论和交流。 　　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 在经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成功的经济改革之后，坚持认为中国农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的观点，已经成为缺乏经验证据的教条，妨碍我们对劳动力市场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的调查表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大幅度下降。21世纪以来，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劳动力剩余的减少特别快。我们估计，在目前的条件下，农村还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转移能力比较低（见图1和图2）。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最重要领域是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乡镇企业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的主要贡献者。虽然这个部门在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之后，90年代中期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就业不仅恢复到当时的绝对水平，而且获得了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6年乡镇企业总就业达到1.47亿，为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农村越来越重要的就业吸纳部分，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就业增长速度减缓的1996～2003年期间，支撑农村非农就业得以增长而没有停顿。1996～2006年期间，乡镇企业就业增长了11％，而私营企业增长了4倍，最终实现的农村非农就业，在10年问增加了2373万人。另外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向就是跨地区外出打工。根据一个来源，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从1997年的3890万，增加到2005年的1.08亿。根据另外一个来源，农村劳动力外出规模更大一些，从2000年的7 849万增加到2006年的1.32亿。为了反映这个更大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我们将其超出前一数字的部分也画在图1中。 我们可以对各种可能的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做出估计。按照农村劳动力总规模4.85亿估算，如果我们选取比较大的劳动力转移规模，即占全部农村劳动力48％，因而总量为2.3亿，并且选取农业需求劳动力2.3亿的话，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2481万。在这种情形下，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存在季节性不均匀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形比较符合农业劳动的季节性特点，也为劳动力利用边际剩余劳动时间从事林业等劳动提供了余地。如果选取同一劳动力转移规模，并假设农业尚需劳动力1.9亿的话，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6279万。这种农业劳动力使用相对紧凑，为估算实际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个比较保守的假设。如果选取最小的劳动力转移规模即2亿，同时假设农业尚需劳动力1.8亿的话，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为1.07亿，剩余比例为22％。这种农业劳动力利用程度，可以说是“满打满算”的。 显然，上述三种情形可以说囊括了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可能状况。我们采用最保守的估计，即假设仍有1.0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数字作为基础，再来看处于不同配置状况的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首先，借用2005年农业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分布，我们把4.85亿乡村从业人员按照年龄划分为5个组别。其次，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我们还可以知道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年龄分布，并把1.08亿农村外出劳动力划分为相同数量的组别。我们可以看到，与乡村全部从业人员相比，外出劳动力更多地集中在年轻的年龄组内。第三，我们再看在农村就地转移劳动力的年龄分布。根据以往的研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向外转移的意愿是，首先选择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其次选择外出打工，最后的选择是务农。因此，选择就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条件也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排列。年龄作为影响劳动者挣取收入的能力的一个重要人口特征，也是按照类似的顺序排列的。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假设，在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外出打工者相同。第四，我们假设务农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留在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结构相同。最后，我们分年龄组把农村就业人员分别减去外出劳动力、就地转移劳动力和务农劳动力，就可以得到剩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图2）。我们可以发现，，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下降主要与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有关。中国的死亡率自解放以后就下降了。部分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下降，目前中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为1.7。这意味着少儿在人口中的比重下降。由此导致，以后各阶段成长为劳动人口的人数也会比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将呈下降趋势，预计在“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在设定的高位非农产业增长率和高位非农产业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两者差距会越来越大。在其他的非农产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从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基于上面人口结构的预测与分析，可以确定，这两年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到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 在学术界，在发展经济学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来没有统一认识，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计算方案，所以，这里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强调的只是一个变化，即可供转移的越来越少，但不是说没有可转移的了。不过，按照刘易斯本人的说法，经济发展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对劳动力需求的满足必须引起工资上涨，二元经济转变加快。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是指：两部门工资都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二元经济结构消失。很显然，我们看到的还只是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汇集最新的一些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最近几年是增长的趋势。农民工工资2003年提高0.7％，2004年提高2.8％，2005年提高6.5％，2006年提高了11.5％，2007年则提高了20％。另一方面，我们对城市职工工资和农民工工资做的分析都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报酬出现了趋同的趋势，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前提下，工资的上涨无疑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强有力的证据。 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意味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包括破除一系列长期存在却过时的理论神话，也包括引申出重要的政策建议，以便未雨绸缪。 1.增长可持续性含义。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所带来人口红利。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持续居高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投入不会遇到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因此，中国依靠单纯投入驱动型的增长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实现了良好的增长绩效。作者曾经做过的一项估算表明，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个百分点，即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至少为26.8％。然而，上述增长因素关系反过来也是存在的，即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3DP增长率则会降低0.115个百分点。而根据预测，抚养比的上升将于2013年以后发生，届时人口红利就会逆转为人口负债。这意味着随着中国面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结束，迫切地需要从单纯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变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真谛），否则高速增长的源泉就会丧失。 2.宏观经济含义。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普遍出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已经有上涨的倾向。由于普通劳动力短缺从而导致的工资上涨，对范围最为广泛的中低收入家庭具有效果明显的收入提高效应，而这些家庭又具有对于普通商品的较高消费倾向，因而推动了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要驱动力的轻微通货膨胀。如果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足以扩大劳动参与程度，吸引足够的劳动力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则我们可以观察到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消失或减轻。然而，这几年劳动力短缺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个事实则表明，上述工资上涨幅度并未达到结清劳动力市场的水平，普通商品消费需求的旺盛将继续保持一个轻微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这种工资上涨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所支撑，因而不会危害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在1980～2005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最快的，年增长率达到5.7％，制造业则高达7.9％。不过，考虑到目前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还仅仅是开始，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仍然脆弱，通货膨胀有可能起一个阻止消费增长的作用。加上生产波动的因素，这将导致消费的复苏呈现时起时伏的态势。 3.国际经济含义。中国充分利用自身人口红利推动高速增长，表现在中国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其比较优势获得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并形成庞大的贸易顺差。劳动力丰富并便宜，是中国国际贸易中享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主要原因，也给进口国家的居民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这个因素远比汇率的因素要真实。虽然劳动力长期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转化为普通劳动者工资从而引发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并且已经反映在进口国家市场上中国产品价格的提高，然而，由于中国工资水平仍然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贸易伙伴尚有足够的空间消化这种通货膨胀效应，不会对中国产品的竞争力造成损害。在劳动力成本已经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应该更加稳妥，以避免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火上加油，以致过度压抑出口产业的增长速度，既伤害中国的国内就业，也冲击国外的中低收入消费者。 4.制度变革含义。二元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扭曲现象，即一方面农村具有绵绵不断的劳动力过剩供给，另一方面制度性的因素也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例如在中国，为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畅通地流动制造了障碍的户籍制度，就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则意味着，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变化创造了根本变革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制度的条件。实际上，改革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要新特点，就是政府越来越主动地适应现实中出现的制度需求，提供更有效率的制度服务。 　　错判将对农民工的转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很大影响 对于一个普通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可以根据分析以下几个问题来判断：城市非熟练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是否开始加速增长？城市和农业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是否已经缩小？农村劳动力移动的比例有多大？但由于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在它的劳动力市场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简单根据一些表面现象下结论可能给中国是否已经到达或接近“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造成误导。 认为中国已经到达或接近“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主要证据是近年来非熟练工工资的增长。这个问题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非熟练工的工资是否增长了。第二，如果增长了，为什么？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农民工这个群体代表了非熟练工人。然而，反映他们的工资变化的有代表性的数据很少。根据对广州7个工厂（2004年总共23650个工人）的农民工工资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见图3），2000～2004.年非熟练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并不大，年平均增长率为2.8％。当然，这只是2004年及以前的情况。2004年以来有些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情况。有些数据表明，在2003～2006年间，农民工平均年工资增长达到了6％左右（蔡昉，2007）。然而，根据我们2007年对1000户在上海、无锡、广州、深圳的农民工的调查，农民工进城后第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更可靠地反映了非熟练工的工资）在这段时间内增长并不快，年均增长率为2.7％（见图4）。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04年以来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增长极快（见图5）。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政府的人文关怀政策的表现，而最低工资的增长可能对实际工资的增长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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